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后与外国专家座谈时，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提出“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演讲时再次指出：“我一直强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学习大国”的提出，再一次在世界上表明了“中国立场”，唱响了“中国声音”，体现了新的时代条件下高度的学习自觉、自信和自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是回应了一大课题，丰富了一套理论。这个课题就是“学习如何持久有力地为国家大局服务”。自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与学习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因为学习不仅是对知识的获取，更是对外界和变化的积极适应。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在各种变化和挑战面前，要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刻离不开学习。有学者更是指出“国家能力中最根本、最核心的能力是国家的学习能力，是国家一切硬力量和软力量的终极基础”。历史地实践地看，国家与学习的互动一直是影响“国运”的一条隐性杠杆。历史上，一些民族、一些国家迅速崛起、长久不衰，这其中“学习”二字释放的正能量最为耀眼也最持久。也有一些民族、一些国家步步沉沦乃至消亡，这其中“学习”的经验教训最震撼人心也最令人沉痛。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面前，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学习的关系，如何推动学习持久有力地为国家大局服务，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建设学习大国”命题的提出，就是对“国家与学习”的关系这个世界性课题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充实了我党我国的学习理论，优化了中国特色学习理论的框架结构和关切领域，使学习理论在中国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实现了学习的伟大革命和学习的科学理论的交相辉映。

　　二是进行了一大开拓，形成了一个局面。这个开拓就是“把‘学习型’的战略布局拓展到国家层面”，这个局面就是“‘学习型’从个人、组织、社会、政党、国家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全面推进”。进入21世纪，学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内涵和深度，这就是赋学习以“型”。“学习型”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是在2001年5月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能力建设高峰会议上，江泽民提出21世纪的中国致力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这一思想写入了大会报告。在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党从自身建设的战略高度出发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学习型”从社会层面推进到政治核心层。在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三型政党”，学习先行，再次赋予学习重要意义。建设学习大国，首要和根本的就是要建设学习型国家，这不仅延续了“学习型”在中国的战略布局，而且使“学习型”的战略布局从社会、组织等层面推进到国家层面，形成了学习在国家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多位一体、全面塑型的新局面，必将迎来学习要素在更广范围、更宽领域充分涌流、竞相迸发的新局面。正如彼得·圣吉所预言“中国在未来30年将成为真正系统性的学习型管理体系的共同创造者。这一新的转变无疑将要改变中国，也将改变世界”。

　　三是表明了一个态度，彰显了一种形象。这个态度就是“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这个形象就是“互容、互鉴、互通的‘文明型国家’形象”。现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已位居世界第二，“中国道路”成功推进，“中国力量”广泛集聚，“中国模式”备受追捧。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否定了“国强必霸”逻辑，体现的是一种学习者的态度，彰显的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形象。就此而言，在学习的问题上，之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以学习促创新、以学习促发展，根本上是以学习提升“硬实力”。“学习大国”的提出，赋予了学习新内涵，从关切点来讲，体现了国际关系治理上“硬实力”“软实力”并举并重。建设学习大国是我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统筹伟大工程与伟大事业的重要创举，是我党走过“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重要创举。（肖君华，系湖南省委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