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原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口碑》一书题词
1977年冬，罗贻斌（左二）与社员一道研究油菜生产。
《口碑——纪念罗贻斌县长逝世30周年文集》书影
在罗贻斌的领导下，1980年以后，安乡成了油菜大县。 “老县长来了，我们身边的焦裕禄来了！” 他已经离开这个复杂而美好的人世30年了，而此刻，他却从容镇定地“站”在家人和乡亲们面前，引起现场一片喧哗。那平头，中等身材，多么熟悉，还有那略显清瘦的双颊，显得那么单纯，两只透着睿智与冷峻的眼睛，目光似乎可以穿透一切，挺直的鼻梁让人一见就感到他的正派。难道是失而复归，死而复活？不，这是一幅罗贻斌生前的照片，被投影仪放大如真人大小，投映在会场当面墙上。大家看着他，他也看着大家，仿佛在向大家问候，又像在对大家布置工作。那是曾经与大家朝夕相处、让人魂牵梦萦的亲人。人们禁不住大声呼喊：罗县长！老县长来了，我们身边的焦裕禄来了！ 安乡人总喜欢把他比作焦裕禄。焦裕禄治沙，罗贻斌治水；焦裕禄忍着肝癌侵袭走村串户为民办事，罗贻斌忍着肺癌疼痛为民谋福。人们忘了这是纪念会，还以为仍是当年来检查工作的罗县长，来现场办公的罗县长，禁不住都站了起来迎接他，掌声响起来，有的甚至走上去要和他握手。可是，大家失望了。虽然高科技可以将人制成影像，但毕竟不能将影像复制出生命。掌声息了，接着响起的是抽泣声，是分贝比掌声低而冲击力比掌声强的抽泣声。 这一幕绝非虚构，而是我亲眼目睹的十分感人而又有些匪夷所思的场面。时间：2013年国庆期间。地点：湖南安乡县。 一个故去30年的人，一个“七品芝麻官”，居然有民间筹资为其逝世30周年组织纪念活动，连他的博士外孙女也曾怀疑，外公有那么光荣伟大吗？是日，与会者近二百人，除罗贻斌的亲属发小以外，大多是他从前的同事、属下，虽然不少属下的职位早已超过了他；当年的小伙子们已白发斑斑，有些人走路都颤颤巍巍，但依然让人搀扶着从外地赶来赴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中透着热烈与凝重。会场两侧，挂着一副挽联：湖乡有幸出斯人拓万顷园田兴五垸水利百余里足迹踏遍屈指论功今比焦裕禄不逊色半点；贤哲无私昭我辈秉一生正气拂两袖清风三十年口碑流传扪心怀德古追范仲淹可光耀千秋。这76个字形象生动准确地表达了安乡人对他53年生命的总结。 当年罗贻斌追悼会后，一位老者长跪不起，拦住灵柩，哭喊着：“罗县长，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他期望将自己的父母官在人间多留一刻。每年清明，总有数不清的人为罗贻斌扫墓，有一位邵姓老娭毑30年清明一年不落在罗县长坟前祭扫。 人们常说，人走茶凉。罗贻斌走了30年，为何这杯茶不仅没凉，而且依然如此滚烫？还有，安乡人都说罗贻斌对人一如他冷峻刻板的面孔，简直不近人情，可为什么几十年后这么多人对他仍然一往情深，怀念有加？ “我是你的儿呀，郎儿郎儿” 在湖南省安乡县安裕公社新安大队的水渠旁，有一栋两间一偏，茅草盖顶、芦苇糊泥作壁的农舍。草屋檐下露出的柱子和檩子让人一看就认出，用的是本地歪头歪脑的下等木料椿树，两扇房门也是芦苇编成。大队干部看不过去，要给他家盖栋砖瓦房，他说：“我家里的事，你们不用操心，谢谢了。”大队干部说：“你就不想住得好一点？”他说：“住好一点，谁不想，可是现在老百姓大都住的是茅房。哪一天，让大家都住上砖瓦房了，我家再修也不迟。”一句话，让大队干部既愧疚又暖烘烘的。 罗贻斌的父母和妻子李玉珍就住在这栋茅草房里。天天荷锄握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干农活过日子。李玉珍一年要挣两千多工分。一个县级领导，一个人长期在外独自生活，有诸多不便，同事、领导几次提议要为他妻子办理农转非（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他总说，狂风吹不倒犁尾巴，她当农民好。 有一段时间，农转非政策放宽，罗贻斌的堂妹提出想办法给嫂子和几个亲戚解决城镇户口，参加工作，让压在他肩上的担子轻一点。他马上批评说：“不管别人怎么农转非，你不要瞎掺和。”后来，县委领导给李玉珍办理了农转非。得知后，他对秘书说，你去粮食局跟局长讲，李玉珍农转非取消，××调动，要人照顾，优先安排××的爱人。秘书很不情愿地把罗贻斌的意见转告粮食局长，粮食局长一开始也强烈反对，但他了解罗贻斌的性格，后来也只好沉默了。多年后，××的爱人还一次又一次提起此事，对罗贻斌感激不尽，然而，李玉珍至今仍是农村户口，只领取微薄的遗属费，主要靠女儿赡养。 我曾猜测，这位县太爷是不是夫妻感情不睦，生活裂痕多多，或者说他血液里的情感因子原本就不达标，直到周边人夸他是父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孩子们的好父亲，我才知道，罗贻斌外表冷漠刻板，但内心却热情似火，而且情感细腻。 逢年过节，只要不出差，他都要回到茅草屋里，陪父母、妻女住上几天，和妻子一起下厨房做菜，陪老父亲抽着喇叭筒（废纸卷土烟），小酌几杯。父亲生病，他会亲自熬药端给父亲，会扶父亲上厕所。在北京开会，他辗转十几站公交车，买女儿爱吃的、而当时十分紧缺的大白兔奶糖。 他和妻子李玉珍是娃娃亲。一个大字不识，在农村种地；一个是县级领导，领着俸禄，两人的距离不能说不大。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些干部纷纷离异再婚，他却没有跟风，紧紧地把住了感情的闸门。他常说，是男人就要负责任，人要知足，欲壑是填不满的。尽管他常年工作在外，很少回家，却没有半点关于他私生活的闲言碎语。他对妻子情深意重，妻子患了胃病，有时疼痛难忍，他趁开会出差陪她到湘雅医院、广州军区医院检查，直到两家医院结果一样，他才高兴地对女儿说：“你妈的胃病没有大问题，只要坚持吃药就行，悬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在陪妻子看病时，还闹过笑话。因为李玉珍地里刨食，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看上去比罗贻斌老气，一名护士对李玉珍说：“大妈，你当官的儿子真有孝心呀。”李玉珍说：“他是我丈夫。”护士被弄得既难为情又非常羡慕。李玉珍后来说：“贻斌，我让你很丢面子吧？”罗贻斌说：“你这是什么话？我是你的儿呀，郎儿郎儿嘛。”（安乡方言称丈夫为郎儿）一句话，把她逗得笑呵呵的，也把她感动得泪流满面，那是感激与幸福的泪。李玉珍也常常骄傲地对女儿说：“我呀，痴人有痴福，一个农村女人找了你爸这么个好人，这是我前世修来的啊！” 领导干部心里要装着“。” 罗贻斌面冷如冰，不苟言笑，但也很少见他吹胡子瞪眼睛发火训人。这里记述的是他少有的怒气冲天的一次。 1982年“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后的全县农民致富现场会。会前对伙食作了明确规定，每桌三菜一汤，不得超标。可头天中午，饭桌上的菜肴就上了8个，这是东道主表示的热情与客气。罗贻斌听说后当即命一位年轻的县领导端掉桌上超标的菜肴，可年轻干部还没动手，就遭到了那些馋嘴佬的阻拦。罗县长只好又派一位资历深的县领导去执行。有人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人家热情好客，我们总得领情，饭菜都做好了，不吃不仅浪费了菜，还浪费了人家的感情呀，下不为例就行了呗。执行者又为难了。这时罗贻斌走了过来，严厉地大声质问：“反复强调的纪律，为什么就不能执行？现在群众困难得连饭都难以吃饱，我们有什么理由搞特殊？是只顾自己吃得高兴，还是让百姓骂你个痛快，我们是要在群众中树立好形象，还是要造成坏影响？！”一席话掷地有声，切中要害，餐厅内顿时鸦雀无声，那几个馋嘴佬主动把超标的菜端走了。会后参会的人员调侃道，看的万元户，吃的酢辣糊（一种腌菜）。大家谈到这件事后发问了，而今一些领导干部怎么会动不动去五星级酒店，山珍海味，洋酒好烟，一桌几万元呢？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哪里去了？！ 他对下属们经常说，心里要装着“。”，这个句号是老百姓为我们的政治生命打的，句号打得圆不圆，就看我们做得好不好。他经常给大家敲警钟：小洞不补大洞一尺五。也是一个公社书记的会议，东道主给每个人发了5个橘子。罗县长知道后，态度鲜明地要大家把橘子放回原处。有人想不通：几个橘子有什么了不起？罗贻斌语重心长地说：“我也想吃橘子，但这橘子吃不得。贪是从馋开始的，吃不够就会拿，拿了小的就会拿大的，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退菜肴，退橘子，有人说，罗贻斌你对部下严酷得几近绝情。而他却说，严，这才是对部下真正的爱，真正的关心。 假如他的严格只限于部下，对自己却并无约束，他说的话恐怕并无那么大的威力。关键在于他和家人不论什么时候，从不收受任何人的任何礼品。两个女儿结婚，同事们张罗着要热闹热闹，而他始终坚持把女儿婚期保密，没摆一桌酒席，没收一分份子钱。他是个货真价实的自身先硬的打铁匠，时刻记住了一个“。”。 战胜洪魔，难敌病魔 地处长江松滋口、藕池口、太平口3个泄洪要冲的安乡，千百年饱受十年九淹的长江洪患之苦。罗贻斌从20世纪50年代担任县水利局长，直至担任县长，期间当了十几届县抗洪救灾指挥长，那护卫着几十万亩田园的几百里防洪大堤，处处留下了他的足迹。哪一段大堤单薄需加固，哪一段大堤在哪里拐弯要截直，他都了如指掌。每到泄洪季节，哪里堤防最危险，他就坐镇哪里指挥抗洪。 1980年7月下旬，安保大垸豆港河段过洪水位达40.34米，超过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最高水位。15公里长的河堤开始漫水，全靠高1.7米的子提挡洪，垸内20多万亩良田和17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已面临灭顶之灾。而老天似乎还要存心与这里的人民为难。洪水依然以每小时16厘米的速度上涨，威慑豆港大堤，狂风暴雨亦助纣为虐。任县抗洪指挥部指挥长的罗贻斌查看险情后，临阵不乱，果断地连夜调集四个乡镇一万多民工汇集豆港与洪魔对阵。他的指挥所就设在一条机帆木船上，同行的人员要船长把机船停在安全一点的地方，而他却命令船长把船停在最危险的地段。这让好多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忧：假如大堤溃决，机帆船必会被决口洪水撕为碎片，人必为鱼鳖。大家都劝他把机船挪位，而他却说，哪里最危险，我们的机帆船就停在哪里，这也是破釜沉舟不留退路！人们明白，他是在用行动向群众表达与大堤共存亡的决心。 那是一个难熬的黑夜，脚下，激流卷着漩涡尖叫，滔滔波浪像猛兽扑来；头顶，电闪雷鸣助威的狂风裹着暴雨击打人们的身躯。对岸，锣声乱响，人声喧哗，是邻县一个堤垸溃决，溃垸的惶恐让豆港堤段抗洪的民工一阵骚乱。有人担心豆港堤段溃决，扔下了扁担，想逃离现场回家去抢救家人。必须稳住阵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罗贻斌站在子堤上，坚如磐石，像一个面对千军万马而屹立城头的威武不屈的将军。他举着话筒，用有些嘶哑的声音高喊着：“同志们，我是罗贻斌，堤在我在。如果天要灭我，我们一定会按预案把你们的家人全部转移。关键时刻谁要退却就是犯罪，休怪我罗贻斌无情……”他语音未落，抢险工地立即响起回声：“坚决与县长共存亡！”抗洪抢险的高涨激情令洪魔胆战。那是一幅激动人心的抗洪图，往来穿梭的人们把一担担泥土挑上堤面，加高子堤，一排排人墙站在刺骨的河水里，用身体挡住波浪冲击堤身……马灯的灯光被暴雨淹没，民工们在子堤上挖个小坑，塞上稻草和芦苇，浇上柴油，点火照明。漆黑的江堤上燃起一条看不见尽头的火龙，加上洪水反射的光芒，映红了半边夜空，映照着抢险民工挑土护堤的身姿，也映着罗县长奔走的身躯。 又一个考验罗贻斌智慧与气魄的难题来了。倾盆大雨加上河浸使垸内渍水上涨，刚修好的防洪通道已被淹没，阻碍取土加固子堤，洪水涨速超过子堤加高速度。机帆船上，罗贻斌召开紧急会议，与指挥部同志研究了一个大胆的方案，但又都心存顾忌，人们把目光投向罗贻斌，沉默，再沉默，目光中充满无形的巨大压力。罗贻斌一阵沉思后，手握拳头下令：“削大堤内肩的泥土加高子堤！”人们也为罗贻斌捏着一把汗，一旦大堤溃决，假如有人要说是因为削大堤内肩而导致溃垸，追究他的责任，他会背负怎样的罪名？ 三天三夜，罗贻斌忍住咳嗽，和一万多民工一样熬红了双眼，熬瘦了两颊，但他们经受住了洪魔的挑战，最终以洪魔的退却换来了安保大垸的安宁和丰收。然而人们不知道，就在洪魔退却的时候，另一个魔鬼正在悄悄地侵入罗县长的躯体。 就在与豆港堤段的洪魔抗争的几个月之后，他在检查工作的途中摔倒，医院检查发现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县委安排他去省结核病院治疗，住院一月，刚有好转，他就要求出院。医生劝他，罗县长，你的肺结核严重，虽然有所好转，但一定要注意休息。而他却依然坚守在岗位上。1983年5月，他再次住院。一个月之后，他又坚持出院，去参加省防汛工作会议。省防汛会议结束，他回到县里研究部署防汛工作，又主持召开县防汛会议。他脸色难看，布置工作时一阵一阵咬紧牙帮，人们知道他是在忍受病痛折磨。同事们和家里人都催他赶快去医院治病，他说不能耽误工作，坚持要把几项工作处理完了再去。这一忙，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直到他实在挺不住，才到湘雅医院就诊，诊断结果给他的家人、他的父老乡亲一声炸雷：肺癌晚期！而且一到长沙他的声音便嘶哑，表明可恶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声带。医生惋惜地说，病人来晚了，只要声音不嘶哑就可以做手术，哪怕早来几天也好啊。 1983年11月5日，对安乡人民是个灰暗的日子，一个让人撕心裂肺的日子——安乡人民的好县长罗贻斌，永远地离开了他眷恋的土地，他眷恋的父老乡亲。他才53岁，正当壮年。他躺在鲜花翠柏丛中，一双眼睛始终睁着，死不瞑目啊。他牵挂的太多。他牵挂老父亲，最后的日子，老人望着躺在病床上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形的儿子，儿子望着年迈的父亲，四目相对，寂静无语，两个坚强的男人泪如泉涌，父子二人心中的痛楚都明明白白。还是老父亲先开口，贻斌，你不要牵挂我，你安心养病。老人走出病房时再也忍不住压抑于胸的悲痛，哇的一声大哭，那一声把大楼几乎都要震垮……他牵挂女儿，去世前三天，小女儿要分娩了，他叮嘱小女婿，不要把他的病情告诉她，坐月子不能悲痛，那会伤了身体……他牵挂妻子，他留给她的只有几间茅草房子，300元票子……他牵挂50万安乡人民，还有好多人没有住上砖瓦房，还有好多人缺少食油…… 30年过去了，安乡人民仍然坚称罗贻斌是累死的，这不是医学仪器测量出来的结果，但俗话说，眼睛是杆秤，老百姓的目光能测量出连科学仪器也测量不出的指标。人们还说，焦裕禄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罗贻斌是县长的榜样，焦裕禄的榜样称号是毛主席给的，至高无上，昭秉史册；罗贻斌的榜样称号只是老百姓口授的，虽然不能载入正史，然而，这个老百姓口授的称号应当别有一种价值。 另一种怀念 2013年9月，《口碑——纪念罗贻斌县长逝世30周年文集》出版发行。编者们从当年4月就开始筹备编撰这本书。征稿通知发出后，从网上传来的，用特快专递寄来的稿件达70多篇。撰稿者有在任部长，有湖南省退休领导，也有安乡的平民百姓。有卧病在床数易其稿的，也有本人口述请人代笔的。 翻开书本，似乎看见了安乡大地，浏览一行行文字，似乎看见罗贻斌走在田埂上：发小彭显汉回忆他8岁时遭恶霸狗咬，16岁的贻斌哥带着十几个青年上恶霸家讨公道，让恶霸赔了两担谷子；农民王友强患骨髓炎生命垂危，罗贻斌和朋友同事凑了1800元给他送到医院；安生公社党委书记肖本权在全乡推广小岗村经验遇上麻烦，有人状告他搞“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时，罗贻斌顶着当时的政治风浪，鼓励他：你大胆推行吧，出了问题我负责；康福清新上任二农场书记，因上年二农场平整土地未搞生产，他上县开会交不出餐费和粮票，只好担了一担莲藕交会费，被报到处拒收后，罗贻斌找到他给了他十元钱和十斤粮票，并鼓励他好好干，后来他送了5斤茶油给罗家充抵当年的钱粮，罗贻斌也将茶油还给了他；下乡青年毕家厚因父亲历史问题不能回城，只好写信求助罗县长，罗贻斌马上批示到劳动局帮助解决，罗贻斌逝世后，小毕在家设灵堂祭祀。还有，罗贻斌带领安乡人民把昔日冬天以水保墒、淤泥齐大腿的腊水田改成田成方、树成行、形如棋盘、沟渠成网的园田，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为了实现他当县长的两个承诺，他亲自试验稻田油菜移栽，在全县推广“稻稻油”三熟，让安乡人民不再吃无油的红锅子菜，他顶着放任资本主义的罪名，让农民秋冬、早晚做砖做瓦修砖房，让千百年来住茅草房的父老乡亲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悲惨情境中解脱出来…… 有人说罗贻斌，一没换妻子，二没建房子，三没捞票子，而且只活了53岁，一点福都没享上，这个县官白当了。也有人说，不论是集会的隆重场面和人们的赞语，还是《口碑》书中的褒词，不论是坟前燃放的冲天炮、万响鞭炸得震天作响，还是百姓们在坟前的喃喃细语，罗贻斌都听不见了，也看不见了。但历史上能有几人享受这种殊荣呢？他到底活得值不值，他的县官到底有没有白当？ 他有的只是那镌刻在人们心头、任何历史风雨也吞噬不去的、为老百姓办的实事，有的只是人们积累了30年怀念的情感喷发和对他水晶般人品、官品的崇敬。不，一定不仅仅是这些，这个民间自发为一个逝世了30年的县长举行的集会纪念，还有老百姓30个清明节对他不间断的祭奠，一定还有另一种怀念，或许还有某种渴望，某种期待……（吴贤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