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发表时间:2013-10-23   来源:光明日报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工作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推动党的事业成功的制胜法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践行上,创造出许多好的方法和好的经验,从而赢得了群众最衷心的拥护和最广泛的支持,使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党中央选择的长征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群众路线的实践上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表现: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红军秉承了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始终和群众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们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真心关心群众,选举群众代表参与政府重要工作,参加政权建设和社会事务管理,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和谐生动局面。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革命、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都坚持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赢得了边区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也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保障。同时,在勤政为民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人民群众真心拥护边区政府,他们努力生产争当模范,积极参军参战,为支持边区、保卫家园作出重要贡献。苏维埃政府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与群众心连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著名记者范长江在西北实地采访过程中,曾感慨地说:“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范长江:《刘志丹之鼓动与民众之向背》,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3—794页)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民心的向背,反映出苏维埃的影响已深深扎根于陕甘人民的心田。

  懂得民众心理,关心群众疾苦,是陕甘边区党和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边区的革命实践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他们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帮助农民耕种秋收,盘腿拉家常,与群众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刘志丹对陕甘边一带的地形、社会、民情等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陕甘地区的“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他们:“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说明这一点,比如有这样一首:“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哥哥跟的是咱刘志丹。老刘站在山上喊一声,咱们千家万户齐响应。”(杨正发编著《南梁之光》,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承认:“刘(志丹)非一般之草寇,有理论、军事、经济头脑,更有煽动之技巧。第一次听了他的演说,就深信不疑。颇有人缘,老幼称颂。看起来刘是解决民众吃饭问题,而其更有推倒民国之深意。可惜各级官吏视而不见。”(《秦风》1934年11月)历史证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巩固,与党和红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有着紧密的内在的联系。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创造出了合民心、顺民意的群众工作方法。苏维埃政府总是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因势利导,有效开展工作,保证了群众工作能够落到实处,迅速取得成效。在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创时期,习仲勋、张策等领导人采取挨门挨户、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法,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每到一个地方,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斗争,这些有组织有目标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富剥削和压榨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得了不得。”(蔡子伟:《南梁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35页)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苏区广泛建立了群众团体,“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组织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辟》,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这些群众组织的活动非常活跃,对苏维埃政府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等起了很大作用。

责任编辑:卢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