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
六旬老人为400位烈士寻亲13载
助人为乐
辽宁省
2020年12月“中国好人榜”
人物故事:

  杨宁,台安县博物馆退休馆员,曾荣获“辽宁好人·身边好人”“辽宁公益红人”等称号。2007年,他因阅读《抗美援朝抢修铁路史》时发现几位台安籍烈士无人认领,便自发开始了一项“事业”——寻找烈士的安葬地,帮烈士“回家”。13年来,杨宁的足迹遍布8个省份大大小小烈士陵园200余处、村屯184个,为400余位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找到了亲属。

  一种坚持是为烈士寻亲

  杨宁退休前在台安县博物馆工作,2007年,一次文物普查过程中,他偶然走访了多个烈士陵园,听说许多烈士的陵墓几十年来鲜有人来祭扫。“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烈士为国家抛洒热血,长眠他乡却无亲人知晓。”杨宁说,从此,他萌生了帮烈士“寻亲”的想法。靠着一辆自行车,杨宁遍访省内烈士陵园。“200公里以内,我都骑车前往。”杨宁说,有的烈士陵园不通车,只能靠骑行,沿途还可以走访附近的烈士陵园。路途超过200公里的,他才坐长途客车。寻访往往一去数日,交通费、住宿费都要自理。13年来,杨宁去过200余座烈士陵园,最远曾到过广西,为400余位烈士找到亲属。仅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他就去了不下200次。当问及这些年的花销时,杨宁摆摆手说,为烈士寻亲,不提钱。杨宁把在博物馆工作的经验运用到为烈士“寻亲”中,从各地县志以及相关资料中找寻线索。起初,主要关注并查找辽宁籍,特别是鞍山及周边地区烈士。他将烈士信息一一编号,然后逐一核对。“一边是烈士的孤独,一边是烈属苦苦的思念,如果能够准确地将烈士的安葬地告知亲属,也是对他们莫大的安慰。”十几年来,凭借着这份责任和韧劲,杨宁一路前行。

  一封来信是109位烈士名单

  2020年3月,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收到一封寻亲信和一本小册子,册子上记录有抗美援朝烈士名字、籍贯等信息。这些信息,杨宁收集整理了5年。5年前,杨宁在走访解放锦州烈士陵园时,听说陵园还安葬着五六百名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这些烈士都是一人一墓,当年立下的墓碑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侵蚀,有些已经字迹模糊。杨宁一块一块地查看后,发现贵州籍的烈士十分集中。“我把墓碑上的名字和籍贯一一记录下来,再找来陵园的原始记录核对。”杨宁说,“当年打仗时,锦州地区有野战医院,大量受伤的战士从前线运到这里,有些因伤势过重去世了,很多原始记录可能都是战士在弥留之际口述的,有的还混杂着方言,导致记录下的文字可能是同音字,甚至是不准确的,需要反复推敲。”如果是辽宁地区的烈士,杨宁会马上行动,到烈士家乡拜访当地民政部门或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继续核对原籍地登记的烈士信息,再据此寻找烈士家属。可贵州对于当时的杨宁来说,太远了。“面对行政区域划分的变更、不尽准确的信息、陌生的环境,我只能暂时把信息整理好,等待时机。”杨宁说。在接到杨宁的来信后,贵州调动了全省有关部门及媒体力量,查阅文献、调查走访,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最终确认了109位烈士的名字,找到了20位烈士的家属。“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找到这么多烈士的家属,要感谢杨宁这样的志愿者。”贵州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卢刚说。

  一份情谊是亲人般的守候

  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一个老旧的黑色公文包,杨宁随身不离,里面装满了照片和纸质文档。照片有1000多张,都是杨宁拍摄的烈士墓和烈属。每一张照片,杨宁都能讲出一串故事,准确地叫出照片上烈属的名字。几摞纸质文档,按陵园分类,打印着烈士的详细信息。杨宁说:“每一位烈士和烈属,都像是我的亲人。”每一次找到烈士家属,杨宁都要陪同他们前往烈士陵园祭拜。2014年,杨宁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寻找烈士信息时,偶然看到“李继堂”3个字,他顿住了。了解到李继堂的籍贯是辽宁后,杨宁立刻跨越大半个长春,到市民政局档案中查询。几万人的名单,3个多小时,杨宁终于在重伤员档案发黄的卡片上印证了他的记忆:李继堂,辽宁台安县黄沙坨镇新发村人。他连夜坐火车往家赶,第二天一大早,在县民政局的档案材料里再次确认后,他骑上自行车赶往新发村,终于在附近的侯家屯找到李继堂的小侄女。在烈士胡明许的墓前,侄子胡炳发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告叔信》,向他报告家中的情况:“儿辈兄弟姐妹14人,孙辈15人,重孙辈胡姓5人(义务兵一人),全家都身体健康,一切均顺,放心吧!”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杨宁也会跟着感动不已。在各地寻访时,常有人问起,“大老远跑来,你是烈士什么人啊?”杨宁回答说:“是亲人,起初是为了方便,久而久之,就真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亲人。”

来源:辽宁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