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呼兰河传》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
发表时间:2011-05-16   来源:光明日报

  遇到萧红,是1986年。这一年3月,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小窗絮语》,小说写一个青年在城里读了两年书之后再回到乡下家里的烦恼心绪,她闻不惯乡村恋人身上浓烈的化肥气味,听不惯奶奶、父母哥嫂随地吐痰的声音,看不惯铺满院落的鸡鸭猪狗粪便,更不接受原来有着远大理想的闺中密友已结婚生子、被活生生拉进泥土的现实……那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内中许多情节都是我的亲身经历。想不到,就是这样一篇小说发表之后,一个读者专程驱车从大连开发区来庄河见我,还带来一位热爱小说的朋友,那位朋友送给我一本萧红的《呼兰河传》。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萧红是谁,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送我她的书。

  与慕名而来的朋友究竟说了什么,全然记不得了,惟一记得的就是把他们送走后,封皮上“呼兰河传”四个字向我闪烁着急盼盼的眼神。在那个遮蔽了窗帘的昏暗的宿舍小屋,我彻夜无眠,像吸附在一块磁石上的铁屑,随着磁石的移动微微颤抖:一到冬天就裂了口子的大地,一到春天就陷进泥浆的马车,只有秋天才热闹起来的山野,还有黑漆漆的磨房、漏雨的粉房,荒凉的草房人家,还有祖父、祖母,还有在大街上自由串动的蜻蜒、蚂蚱、小燕子,分布在小城街头的金银首饰店、布庄、茶庄、彩纸铺……我不知道是被游走在文字里自由自在的灵魂打动,还是被镶嵌在荒蛮大地上的孤独寂寞感染,我一经走进去,便再也不能自拔。我走进去的,本是萧红的呼兰河小城,却觉得那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小镇。我看到的,本是萧红的童年景象,却觉得那景象正是我童年里的记忆。第二天早上,当我睁着一双熬红了的双眼爬起来上班,我的眼前,已经站立起另一个村庄。她坐落在盆地中央,前后街两排草房,她前边有两条细长的河谷,河谷两岸长着丰沛的野草,她就是生我养我的辽南乡村山咀子。

  1986年,这一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它的重要在于,通过萧红,我看到了自己的村庄。我的村庄一直都在,它位于黄海北岸,却不守海,它属于辽南山区,却没有山,它只是一个盆地里的村庄。它行政上隶属于辽宁省庄河县——庄河,庄河,庄庄有河,所有的河谷都通着大海。我故乡的河谷,两岸长满了野草,顺长满野草的河谷向东南方向走,不出一小时就能走到海边小镇,那小镇叫青堆子。在乡下呆得寂寞厌倦时,被父母管束得喘不过气时,我就顺河谷小道逃往青堆子小镇,叛逆的情绪往往随着河谷岸边的野草一起摇曳。我初始写作,抒写的就是这种急于逃离的叛逆情绪。虽然在这种情绪中,也触及到村庄的人和事,也描绘过大街、土地、山野、草丛,可我的情感是厌恶的,憎恨的,我对村庄人事景致的书写是下意识的。朋友喜欢《小窗絮雨》,或许是他看到了那里边下意识的部分;朋友的朋友送来《呼兰河传》,或许是觉得我下意识书写的村庄和萧红笔下的村庄有点像,可他们不知道,他们唤醒了我对属于自己的那个河谷村庄的感情——那天早上,当我满眼都是我故乡的村庄河谷,河谷两岸丰沛的野草,一股挚热的溪流涌进眼角,我一瞬间热泪盈眶。

  厌恶也是因为爱,憎恨也是因为爱,可是在遇到萧红之前,我看不到自己对河谷村庄的热爱。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小说里不断地书写她,书写那些落后的令我厌倦的人和事,令我反感的畜类和蚊蝇,正是因为我在向外逃离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和伤害,我也正是因为受到了伤害,才愿意回到心底的村庄。

  ——伤害同样来自于1986年。这一年5月,我从一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成了天天在文化馆上班的文化人,可是野草一样在山野里长大的我,对按时上下班,对程序和秩序有着天然的抵触;尤其受过教育的小城文化人的假模假式,为一件小事反复争议不断重复的无聊会议……我备感压抑,甚至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就在这个我失眠最厉害的时期,《呼兰河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河谷村庄——无异于让一株在乡野上摇摇晃晃生长了20多年的野草,回到了那片自由的土地。

  后来我知道,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她在外面世界疲惫飘泊近20年之后写就的。她不断地从乡村逃离,逃脱父亲的专制统制,“逃避男权文化的钳制”,又遭遇“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最后患病住在香港。巨大的孤独和寂寞扑面而来时,她的笔便回到了虽是寂寞但却无拘无束的乡村大地,她的灵魂在那里自由地徜徉。萨特说,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在萧红的童年,坦荡的大地、开阔的原野使她一直保有一颗自由的心灵,这让萧红多年来一直有着清醒的内心边界。当某种专制和束缚、程序和秩序伤害了自由,她刀锋一样锋利的神经便撞到哪里,哪里滴血,她的笔下便有了饱满的激情,这激情在回到故乡大地时,便再生出一个阔大的艺术世界。

  出走因为追求自由,回归依然因为对自由的追求。人在封闭愚昧的乡村,向往的是外面的开放和文明,殊不知开放和文明自有自己的程序和秩序、自己的制度和法则,这对身心的自由是另一种束缚和挑战。实际上,在我1986年遇到萧红的时候,我找到了自己心灵里的真正家园,它在我的对面又在我的背后,她是我的记忆却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村庄。乡村有自己的秩序、自己的文化结构,可她一旦变成思念和怀想,升腾在现实的文明世界对岸,那里就成了一个自由精神的栖息地,就生成出一个理想的虚构的空间。

  我不知道,当年驱车而至的来访者,是不是心灵的自由在喧嚣的开发区备受压抑,才在我无意识写到的村庄里找到寄托?也不知道,那位送我《呼兰河传》的朋友,是不是从我的作品里了解了我的压抑,才有意让萧红带我回到身后的村庄?或者,是他们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故乡在哪里,才能在文字里建立起一个自由的艺术王国?我只知道,在我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陌生人专程为我送来萧红的书,是老天的眷顾,是上帝的垂青,是命运的奇迹。

  (孙惠芬 著名小说家、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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