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发表时间:2015-11-04   来源:光明日报

《青年杂志》创刊号

《新青年》第八卷一号 

    根据史料记载,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报刊,应是1889年4月的《万国公报》,该报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伦理学说时,不经意地提到过马克思学说。之后,1903年第8期的《浙江潮》和1906年第2、3、4号的《民报》都分别零星、碎片式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和主张。

    而真正在中国大力宣传和强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刊,当属《新青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我们又要看到,作为当时思想最激进和最先进的《新青年》,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也走过曲折的历程。《新青年》起初名为《青年杂志》,由陈独秀创办于1915年9月15日。在该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论道:“近世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度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该文又说:“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毋庸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此主张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及傅里耶,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思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甚,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困之度过差,绝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

    从以上论述看,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源和主要思想,是相当熟悉和基本把握的。但是,从认识层面上讲,陈独秀在1915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还是浅层次的,他当时的基本思想是广泛介绍西方的政治学说、文艺学说、教育学说和科学精神等,从而帮助中华民族从西方思想库中选择一件或几件可用和有用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只是其中之一。陈独秀不仅介绍各种社会思潮,而且还广泛介绍西方杰出人物,如卡内基、托尔斯泰、叔本华、富兰克林、兴登堡元帅、霞飞将军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却一个未见。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期“通信”栏目上,刊登了一位名叫褚葆衡的读者来信。信中说:“屡读大志,钦佩无似。际兹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贵报乃能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诚足称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也。”“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多所输入,实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对孔教,尤能发扬至理,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作当头棒喝也。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当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讲。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可以看出,这位读者极为推崇社会主义,也期待《新青年》大力阐扬社会主义。对此,《新青年》以记者名义答复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这位记者是谁,无法确认,但这个答复至少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也反映出了陈独秀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程度是有限的。

    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当说,毛泽东的表述极为准确。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炮响,虽然没有一下子惊醒或震醒中国人,但毕竟让中国人比较快地知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和11月17日长沙《大公报》都报道了俄国政权更迭的消息,但均被埋没在当时更大的战事报道之中。毛泽东何时知道十月革命的,史无确载。据《毛泽东年谱》称:毛泽东是1918年8月19日因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到达北京的。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开始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热烈赞扬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时隔一年,十月革命的价值和意义,才真正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掌握。

    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和第六期集中版面,组织力量,猛烈宣传马克思主义,相继刊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文章,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从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结束了在中国空中飘荡不定的状态而最终在中国土地上落地生根,逐渐开花结果。由此可见,《新青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功不可没,《新青年》为中华民族选择了最好的思想武器,功不可没。

    1920年5月,《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发行《劳动节纪念》专号。这就有力表明,《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把握上,达到了新的历史自觉高度,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有影响的国内报刊中,唯独《新青年》把自己的重大关注投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这个了不起的行为宣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由此开始了它那伟大而艰辛的历史起步。

    同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决定,从第八卷起,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的封面设计很好地体现了全新的编辑意图:封面正中是一个地球,从东西两个半球伸出两只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新青年》编作者之一、著名作家茅盾曾经这样解释图案设计用意,说:“这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密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茅盾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四辑)在这一期,陈独秀发表了《读政治》一文,宣称: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文人学者转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从浅信到深信,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经典标本。他的言行给社会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他引发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在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文人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找到太多的鲜活例证。例如,毛泽东在北京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后,1919年回到湖南也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在同年7月创办的《湘江评论》中连发《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热情称颂俄国的十月革命胜利,强调改造国家、改造社会。

    必须指出,1919年发生的著名的“五四运动”也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如果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精英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和信仰,那么,“五四运动”的爆发,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民众的大面积传播,准备了很好的氛围和前提条件。(作者尹韵公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贾 玉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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