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发表时间:2011-07-12   来源:光明日报

  今天,我们面临着“社会建设”的时代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既要充分吸收西方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和制度性因素,又要利用传统思想文化的资源。“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和实践,就是对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和转换的极其成功的案例。我们不妨从“小康社会”这一概念入手,探讨在社会建设中批判地运用和创新传统文化的问题。

  

  “小康社会”这一提法首先取自《礼记·礼运》篇。“小康”低于“大同”,却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状态,它在中国历史上被通俗地理解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讲礼义、守法纪的社会。在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广大民众的温饱问题正在解决之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突出的当然是物质生活或经济方面,即由温饱而富裕。然而,《礼记》中有“小康”却无“社会”。“小康社会”是一个同时关联着传统与现代的创新概念。《礼记》中的“小康”有两大基本规定,一是以“家”为本位(“天下为家”,“货力为己”),一是以“礼”为纲纪(“礼义以为纪”)。这两大规定,既与现代社会有相通之处,又有相当的距离乃至异质性,而这恰恰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留下足够大的空间。如果说我们过去重视的是“小康”即经济指标,那么,现在则应当重视包括经济在内的“社会”整体,尤其是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公共性”。

  今天我们常说的“社会”具有一般和特殊两层涵义:“一般”指的是随着人类出现而出现的异于自然的关系体系或运动形式,所以人类的原始阶段也可称为原始社会;“特殊”指的是相对于传统“共同体”而言的人们的组织方式或结合方式。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明确区分了基于血缘、地缘与精神信仰的“共同体”和“社会”,他认为共同体出于人的本能意志和价值取向的高度统一,所以天然是“和睦”的;社会则出于人的后天意识和人为选择,是人们谋取各自利益并展开竞争的场所,因而“分离”性是主导的。从“共同体”到“社会”的演进是普世现象,它表明人只要有可能,就会追求个性并通过交往的扩大形成更高的社会性。市场经济恰恰是这种“社会”得以产生的根本机制和基础。在依托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不是家庭、自然村落或宗教团体,而是独立的个人和由这些个人构成的企业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

  有意思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上面所说的“社会”概念,不只是没有这个概念,关键是这种组织形式很不发达。古汉语中不常用的“社会”一词系由“社”(祭土地神的所在)“会”(人群聚会)结合而成,从节日的集会和民间结社引申而来。作为现代汉语的“社会”则是“中西涵化”的结果,它突出的是独立个体之间的互动及主体间性或公共性(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第560—562页)。虽然古汉语也无“共同体”一词,但家庭、家族这类共同体却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它们之间形成的集市贸易和其他组织形式,只具有从属的性质。甚至“国家”也是由家族发展而来或体现着家族原则的。如果说家是“小国”,那么国就是“大家”。父为“家君”:“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易·家人》)君为“国父”:“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此即所谓“家”“国”同构。它不仅造成“家长制”和“君主专制”的相互过渡,“孝”“忠”成为主导伦理,而且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公”“私”概念及其区分的双重模糊性。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公共性为一家一姓的私人性所侵蚀和遮蔽,百姓的私产却得不到法律保护。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实行的“以孝治国”和“重农抑商”的政策,又维护并强化着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共同体。这极大地抑制了劳动分工和社会职业的分化,造成社会严重缺乏自组织能力。西方的前现代社会也与此类似,马克思将小农们比喻为一袋马铃薯,形象地说明他们缺少“有机团结”。

  然而,家族和国家却又像一个有机的“大生命”,人们分别充当这一“大生命”的某种器官,或“头脑”或“臂膀”或“手足”。这种功能性的分化与整合,凭借的主要是自然地和历史地形成的“长幼”、“上下”、“尊卑”之间的支配性关系,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自然主义信念与整体主义的思想伦理,则发挥着意识形态作用。所以,追求个人独立自由的愿望,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的主导意识;当个人与共同体发生利益和意志的冲突时,获胜的一定是共同体或它的代表。正是个体与整体、个人与其社会角色的矛盾,在古代造成了大量的婚姻悲剧;“居家”与“出家”、“入世”与“出世”,则成为中国历史上两种相通又相反的生存状态,思想和学派上“儒道互补”的现象也由此得到说明。

  能够实现个人独立与自由的社会,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市场经济所推动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化,在瓦解着传统共同体及其宗法关系的同时,造就出大批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凭借自己的能力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不再重演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通过为别人生产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一“通过对方回到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和关系,促成了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由平等,并实际地解决着他们由于专业分工所导致的片面性,因为分工与合作本来就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面相。社会自组织能力的生成和加强,关乎每个人利益的“公共”领域和现代“公民”的产生,都依托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也为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化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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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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