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转型问题探讨——访经济学者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
发表时间:2011-04-11   来源:天津日报

常修泽教授简介

  近日,经济学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来天津作了题为《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与企业发展战略》的学术报告。借此之际,记者就中国发展转型问题采访了常修泽教授。

  记者:常教授,听了您的《中国未来几年发展转型与企业发展战略》报告,知道您正在撰写新著《中国第三波转型论》。此前,您就提出“中国正面临着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常修泽:今后几十年,我们面临的转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以来的第三次历史性的大转型。此前的第一波转型是“社会制度转型”,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直到1956年。我们原本想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核心的体现就是“共同纲领”,但是后来没有据此操作,到1956年陷入“斯大林模式”之中。第二波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始于1978年12月。在此后的30多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这个第二波转型还没有结束,很多方面还处在一个推进的过程当中,这就意味着“十二五”期间还要面对和完成第二波转型的历史性任务。你看,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一开头就说,“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什么意思?“坚”还没有完全攻下来。

  未来几十年我们要面临的“第三波转型”,注意我说的是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转型,为什么说“整体的”?因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制度五个方面。当然,基础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根据我的研究,在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基本方略,应为“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记者:您能否谈谈“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应包含哪些新的理念与思路?

  常修泽:我个人认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新的理念与思路,应包含四个层面:(1)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宗旨的核心层面的转型;(2)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战略层面的转型;(3)以内外协同、产业协同、区域协同和城乡协同为内容的结构层面的转型;(4)以“五环改革”为重点的全方位体制转型,这主要是想为上述转型提供体制支撑。 

  记者:您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如何推进以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战略层面的转型?

  常修泽: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解决绿色发展问题有四个管道:

  第一个管道:向技术要绿色。

  这里的技术指的是与绿色发展相关的各种各样技术,包括节能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世界有识之士指出:“未来属于领先新能源技术的国家”。中国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重视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技术装备、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一个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问题。而且,由新能源技术、新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也可能催生出一个生机勃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新环保产业。

  第二个管道:向结构要绿色。

  特别是产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与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关系极大。在目前的资源耗费中,工业耗费的资源占了我们国家资源耗费包括能源耗费的70%以上。以天津的邻居北京市为例,该市经过努力,2009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73%(恰好台湾地区也是73%),比全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多出30多个百分点,因此北京的环境污染程度就有了一些明显的改观。天津有个“中新生态城”,这是唯一以“生态”命名的中外区域合作项目。我在台湾讲学考察期间了解到,台湾很关注,海外也很关注,应该打好这张“牌”。

  第三个管道:向政策,或者向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要绿色。

  这里面包括下一步准备着手推出的环境税,还有政策优惠和惩罚问题。这些举措都需要政府通过强制性的手段和激励性的政策来推进节能减排,推行低碳方式,所以政府在这里可以有作为。

  第四个管道:向产权要低碳,向市场要绿色。

  我这里说的市场重点指产权市场。根据我的“广义产权论”观点,产权应该包括“天、地、人”三个方面——天上的环境产权,地下的资源产权,人间的劳动力产权、技术产权和管理产权等,总之是一个“天、地、人的产权体系”。而中国的发展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天上的问题是环境污染,地上和地下的问题是资源高耗,人间的问题是劳资矛盾、经济垄断、社会失衡等等。

  从“广义产权论”的角度解决环境问题,就是协调环境创造者和环境受益者的关系,或者协调环境损害者与环境受损者的关系。用产权理论协调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其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碳产权。天津办了个排污权交易所,很好,有前瞻性。我了解了一下,虽然眼下业务尚不多,但是有生命力的。

  除了环境产权以外,还有资源产权,我们现在资源产权制度也缺失。为什么中国的煤老板暴富?就在于资源产权缺失。

  以上绿色发展问题的四个管道,要结合天津的情况。比如说天津与北京的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但规律性的东西是共同的。

  除了绿色战略还有一个重要战略是创新战略,这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原有的工业化模式到了应该调整的时候了。那种以压低劳动者的成本为特点,以出口导向为基调的工业化模式需要调整。调整的方向就是逐步向中国创造,让创造、创新、创意、创业等这些带有“创”字号的理念逐步地推开。去年8月份在我应邀到台湾出席两岸创富论坛的时候,有意对台湾在大陆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模型,那就是“法蓝瓷公司”。它生产的瓷器现在价值很高,但它的成本,包括原料、劳工、厂房折旧等等说起来只占它产品价值的10%,其余主要靠的是创意价值。这值得我们中国大陆的企业在深度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借鉴,并逐步地向着创意、创新、创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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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本报记者 王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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