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神工——投身抗日洪流的中国科技精英
发表时间:2015-05-19   来源:北京日报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部分师生合影,这张照片中有11位未来的中科院院士。前排左四为叶企孙。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叶企孙(中)、熊大缜(左二)与抗战士兵合影。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根据地民兵在连接地雷。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在经典的老电影《地雷战》中,“一硝二磺三木炭”的火药配方,“不见鬼子不挂弦”的经典台词,早已被几代人熟知。

  事实上,“一硝二磺三木炭”造出的是黑火药,威力远不足杀敌。真正令侵华日军魂飞魄散的地雷,装填的是成分复杂得多的化学炸药。这些炸药的配方和工艺,不是庄稼汉出身的游击队员能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来自中国最智慧的大脑——一群年轻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创造出来的。

  在当时,称呼他们科学家为时尚早,他们正年轻,风华正茂,是清华大学等中国顶尖学府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钱学森、李政道这些闻名遐迩的大科学家,是他们的同辈学人;他们的导师,是中国物理学之父叶企孙;他们当中的汪德熙、葛庭燧,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救国杀敌。他们用肥田粉造炸药,用植物油造石油,改进子弹无烟火药,造雷管、造机器……他们是根据地军工事业的中坚,为之贡献了智慧、心血乃至生命。

  战火颠沛

  1937年7月7日,开启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事变本身事发突然,但这场战争,对侵略者日本和被侵略的中国来说,都不意外。

  日本侵华的狼子野心蓄谋已久,不必多言。国民政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也已经意识到,中日关系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何时战的问题,国民政府并为此开始做迎战准备。

  但是,当时中国与日本之间军事实力存在着巨大鸿沟,军事上的准备远不足以弥补,更何况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围剿共产党上。此后的战事进程印证着中日的差距。相对而言,国民政府最有意义的战前准备,是“九一八”之后故宫国宝的秘密南迁,保全了国之重器、民族瑰宝。

  还有一种“国宝”,也在“九一八”之后悄然准备着南迁。这就是京津两地的大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也是中国科学、文化大师辈出的时代。众多令后人高山仰止的学人大师灿若星河。在历来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北京(时称北平),特别是清华、北大两所大学,大师大家尤为集中。

  不但是这些堪称国宝级的大师级人物,即便是他们的学生、当时的大学生,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万中选一,国家科技的栋梁之材。这其中,很有代表性的要数清华物理系。

  1929年到1938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这期间清华物理系共毕业本科生71人,其中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21人,成才率之高世所罕见。当时执掌清华物理系的叶企孙是中国物理学奠基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23位功勋科学家,半数以上是叶企孙的学生。

  战争的警钟,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就已经敲响。北平的大学师生们忽然发现,战争的烽火已经渐渐逼近了象牙塔。1932年度开学时,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在开学致辞中说:“至于本学年的未来之一年中,能否仍照这样安安静静地读书,此时自不可知。”

  到1936年,日军进驻华北,“北平已成国防最前线”,北平的国立大学开始筹划南迁。

  据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回忆,在讨论未来战争期间清华的迁移地点时,“有些人认为西安很适当。我提议迁往湖南,因为我认为日本的侵略决不会远及湖南。尤有进者,湖南生产稻谷,即使日本想要封锁中国,清华教职员和学生也不致挨饿。”在与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积极沟通下,1935年,清华停建规模颇大的文、法学院大楼,把40万元基建款项转投长沙岳麓山,筹建一套新校舍,以作为华北战事爆发的退路。

  1936年,清华大学在长沙的新校舍开始建设,战争却没有给新校建成的时间。

  就在1937年7月7日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学界名流,刚刚受蒋介石之邀赴庐山参加谈话会。结果,谈话会还没开,战争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几年中,日本不断挑起局部冲突,从东北向华北不断蚕食着中国。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最初几天,很少有人意识到,预料之中的中日大战已经开始。大部分国人仍认为这是一次局部冲突。

  但日本这一次的目的不只中国局部。战端一启,日本马上动员了40万大军,启动全面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7月29日,北平沦陷。

  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原本要与蒋介石纵论国是,这时只能与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商谈三所学校的应变之策。8月中旬,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南迁,以尚未完工的清华长沙新校舍组建临时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正式开始上课。未及两月,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临大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即为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校歌中“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吟唱的正是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清华校长梅贻琦远在庐山,校务由叶企孙主持。他安排好应急事宜,组织教职工疏散、南迁,随后准备经天津南下。行至天津,却发现海陆交通都被战事断绝,叶企孙当时身染伤寒,只能暂时栖身英租界的清华同学会。

  这一年,本是叶企孙的学术休假年。按照清华大学的安排,他本该去美国游学休假。滞留天津期间,叶企孙仍有脱离战火赴美的机会。当时天津与国内的交通虽然断绝,但远洋外轮仍在营运。叶企孙的两位助手之一是美籍教授温德,以美国护照为叶企孙提供了保护。

  但叶企孙选择留在天津。一方面是由于梅贻琦联系到了他,通知了清华、北大和南开合并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的消息。梅贻琦委托叶企孙组建清华临时办事处,管理清华财物,联络并资助清华南迁师生在天津安全转站。叶企孙滞留天津将近一年,在北平天津往来奔走,成为大量清华师生南下的中转站。

  另一方面,叶企孙的另一位助手熊大缜这时要离开他,投身抗日。这个变故让叶企孙开始担负起另一项重要而危险的工作。

  据叶企孙的回忆:“1938年春节后的一天,熊忽然告吾,他已决定要到冀中去帮助那里的人民武装抗日,那里需要科技人员帮助。”

  招兵买马

  冀中根据地隶属于晋察冀边区,在1937年底逐步形成,是中共领导建立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其位置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的三角地带,属战略要冲。这个区域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是晋察冀边区的衣粮库。

  不过,这里并不是敌后游击战的理想场所。冀中以平原为主,缺少高山密林的掩护,它又被平津、津浦、平汉三条铁路动脉围绕,利于日寇大部队调动,八路军则只能用两条腿与之周旋,斗争环境可以说险象环生。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冀中根据地的游击战却打得有声有色。《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等经典的抗战电影,都是取材于冀中根据地的抗战故事。冀中根据地得以不断壮大,除了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机智英勇作战,还有一批平津大学师生的特殊贡献,他们被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称为“边区科学家”。

  张珍是第一个到达冀中根据地的“边区科学家”。他是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河北定县,加入晋察冀边区八路军第三纵队。

  起初,张珍真的是投笔从戎,带兵打仗去了。他当上了冀中军区二分区参谋长,带领部队打了几次游击战、伏击战,还得到了军区嘉奖。

  随着冀中军区部队的壮大,装备、物资上的现实困难越发凸显。《游击队歌》中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敌人手中缴获确实是八路军获取装备的重要途径,但这种方式一来代价高昂,每件武器都要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交换;二来所获终究有限,枪炮缴获到手可以用上一段时间,弹药却是打一发少一发,缴获量远远弥补不了消耗。

  最关键的还是要靠自己,冀中根据地自力更生,着手建立自己的兵工厂。

  热兵器时代的武器弹药制造,需要非常专业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当时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业都极为落后,更何况根据地所处的都是科学、文化落后的偏远农村。

  科技人才,是根据地军工首当其冲的需求。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时部队中学历最高的张珍。张珍在通州潞河中学上学时就入了党,后来考取了燕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又转考辅仁大学化学系半工半读,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以此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一个张珍远远不够冀中军区所需。吕正操找到他,给他派了任务:“打仗就要死伤人,没有医药不行;通讯也要收发报机;打仗还需要造手榴弹、地雷、子弹、炮弹……”总之,张珍要到北平去“招兵买马”,动员一批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到根据地,还要采购药品、医疗器械、通信器材零件……

  在战争期间,去敌占区采购药品、通信器材零件极为敏感,看上去比“找人”要危险和困难。而实际上,张珍更发愁的是如何“找人”。

  他很快就在北平建立起了交通站,通过一个学生家长以教会身份为掩护,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药品和医疗器械。而“找人”的任务费尽周章。

  医生和广播人才,张珍通过地下工作时的关系很快找到了,但根据地急需的军工人才却没那么容易找到。这类人才,首先要专业对口,化学、物理两个专业的师生最合适。这样的人还必须有爱国心,有舍生胆。日寇侵占平津后,多数爱国师生已经南撤。张珍一时并没有明确的寻找对象。

  在辅仁大学时曾经同住一个宿舍的孙鲁是个很好的人选,他也是化学专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可是张珍找到他的时候,孙鲁正患有气胸病,需要定期到协和医院治疗。孙鲁无法到根据地,但是他答应张珍,帮忙寻找、动员根据地需要的人才。

  孙鲁没有食言。不久之后,他回天津家中过春节,在街头巧遇正协助叶企孙组织清华南迁的熊大缜。孙鲁大学期间曾从辅仁转学清华,与熊大缜住在同一栋宿舍,两人非常熟悉。

  深知熊大缜为人的孙鲁当即眼前一亮——熊大缜正是根据地军工人才的最合适人选。

  熊大缜是清华物理系七级毕业,成绩突出。为适应抗日国防之需,熊大缜的毕业论文选择了与军事新技术密切相关的《红外光照相术》。那时候红外光照相技术刚刚出现,中国连普通胶卷都无法生产,熊大缜自己研制出红外胶卷,完成了中国第一张红外照片,深得导师叶企孙赞赏。1935年,熊大缜毕业留校任教,做叶企孙的秘书,平时就住在叶企孙家,师生二人情同父子。

  熊大缜并没有马上答应孙鲁去冀中根据地,他还要与自己的恩师商量一下。

  那时,叶企孙本已安排好熊大缜去德国留学,却被忽然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暂时耽搁。一个在科技领域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要投身战火纷飞的险地,叶企孙不免担心,“吾是不赞成他去的,但因事关抗日,吾无法竭力劝阻,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事实上,叶企孙不但没有阻止熊大缜前往根据地,相反,他和弟子一样,满怀赤诚之心投身抗日洪流。这位当时中国的物理学泰斗,又为冀中根据地送去了更多的得意门生。

  造炸药

  通过张珍安排的地下交通线,熊大缜顺利地从天津到达保定,随后进入了根据地。

  初见熊大缜,张珍却有了几分担心。身为原辅仁大学助教,他自己已经经历了真正的战火洗礼,一身戎武之气;而眼前的熊大缜,西服革履,面皮白净,还是个书卷气十足的大学生模样。

  张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见他穿着西装,就问:‘你能吃苦吗?’他把西装领带脱下一甩:‘你能吃苦我也能,你吃小米饭我也行!’”

  熊大缜刚到冀中根据地时,这里的军工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一缺人才、二无原料,暂时也没有真正的用武之地。他首先被安排到冀中军区印刷所当所长。虽然所做并非所学,熊大缜还是展现了卓越的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很快被破格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

  也正是在这前后,冀中军区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

  1938年5月,张珍在与冀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沙克碰面时,听沙克聊起二分区捡到了一个棘手的“便宜”。原来,二分区在饶阳、安平一带的滹沱河中发现了三艘大船,据说是阎锡山的部队遗弃的。船上满满当当装了几百个箱子,部队战士不知为何物,有人说是炸药。这下让二分区既兴奋又为难。

  那时候冀中军区部队的弹药,几乎都是靠土法制作的黑火药,做子弹还可以,装地雷和手榴弹就勉为其难了。黑火药的爆炸威力很有限,而且极易受潮,手榴弹扔出去不响是常有的事。即使响了,其作用往往也只是吓唬敌人一下。手榴弹弹壳只能炸开几瓣,没有多少杀伤力。“边区造”手榴弹很长时间都被部队视为聊胜于无的“样子货”。只有在破袭战时拔碉堡、炸炮楼,部队才会拿出真正的军用炸药包,那比金子还宝贵。

  这三船“炸药”足有几十吨,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可二分区却进退两难。部队知道炸药的威力和危险,没有专业工兵不敢乱动,弃之不理又实在舍不得。

  张珍一听说有三船“炸药”,马上来了精神,当即让沙克派人领他去看。

  找到那三艘船,张珍才发现,这些箱子装的其实是可以生产炸药的氯酸钾,离成品炸药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可是张珍还是激动得难以自制,“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天下最富有的人。”他是化学专业出身,在辅仁大学时就为地下党组织制造过炸药。有了氯酸钾,不愁造不出炸药。非但如此,这三艘船上还装了红磷、电线、钢材、锉刀、锯条等等,各种原材料、工具着实不少。这笔“意外之财”就成了冀中军区军事化工的起步基础。

  熊大缜马上在供给部设立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的研制生产。从平津来到冀中根据地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理工科的人才几乎都被分派到了技术研究社。张珍那时已经是军区卫生部部长,也常被拉到技术研究社参与科技攻关。

  在这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物理、化学专业人才手中,把氯酸钾变成炸药并不是难事。当然,炸药所需的原料不止氯酸钾一种,他们没有现成的其他成品原料,就用一些可以就地取材的材料,不断试验、改进着炸药配方。

  氯酸钾炸药很快被研制出来,威力非常可观。但这些青年科技人员所学毕竟不是军工专业,他们能让氯酸钾爆炸,却无法控制它的爆炸。

  氯酸钾化学性质活泼,与特定物质混合,稍有不慎就会自爆。技术研究社实验的过程中,就发生了连人带屋子都被炸飞的惨痛事故。如果不能让氯酸钾炸药的性质稳定下来,再大的爆炸威力也没有意义。

  炸药研制一时陷入瓶颈,熊大缜给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写信,寻求帮助。

  叶企孙是物理学家,并不能从化学专业上给出什么指导。不过,清华大学化学系也曾经发生过氯酸钾爆炸的事故,叶企孙推测,清华化学系应该有人知道如何稳定氯酸钾。他想到了在北平中国大学任讲师的清华化学系毕业生汪德熙。

  汪德熙虽然是化学系毕业,却也和叶企孙有密切的师生之谊。据他回忆,在清华求学时,他曾经上过叶企孙的热力学课。那个学年的期末大考,有一道题本来会做,只是因为马虎写错一个加减号,导致答案出错。而叶企孙阅卷时,一点不讲情面地把这道题的分全部扣光。

  汪德熙觉得委屈,找叶企孙申辩,叶企孙告诉他,把分全扣的原因不是一个加减号,而是因为答案明显荒谬却没有被汪德熙注意并改正,这是科学态度的不严谨。汪德熙深受教育,由此与叶企孙熟悉起来。

  叶企孙亲自从天津到北平找到汪德熙,动员他去冀中根据地帮助解决氯酸钾炸药的难题。恩师亲自登门,所为又是抗日大义,汪德熙没有二话,当即答应。汪德熙学的化学也不是军工,为了不负所望,他还专门到图书馆查了几天的资料,临时突击恶补了氯酸钾和炸药的相关专业知识。

  熊大缜去冀中根据地时,叶企孙在仓促之间满是挂怀担忧,到了动员汪德熙去冀中时,他已经思虑周详地为之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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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董南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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