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毛泽东最后诀别:后者内心蕴藏巨大苦衷
发表时间:2011-08-31   来源:重庆晚报

  刘少奇同志原本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后来两人怎么出现那么大的矛盾、分歧呢?有人说是权力之争,而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是“1962年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62年前无分歧

  王光美说,少奇同志1922年和毛主席相识,1943年3月第一次担任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亲密助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分一线、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一线工作。工作中,少奇同志与毛主席难免有些不同看法,但都属于正常的意见差异,从无权力之争,也没有影响两人感情。

  1956年党的八大上,少奇同志以毛主席讲的《论十大关系》为基准,作《政治报告》。八大闭幕不久,毛主席认为决议中有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还不够完善,对决议中的一句话的提法表示怀疑。这句话是:“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的八大前后,国内外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首先是波匈事件和苏联领导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影响极大;接着,国内也出现了不少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严重风潮,甚至出现殴打闹事、要“共产党下台”的事件。为了巩固新中国和执政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致决定,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来解决问题。

  于是,在1958年,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家都是一致赞成和拥护的。大家都以为找到了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没想到结果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造成很大损失。大家也有些不同看法和意见,但大都认为主要是下面执行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却又错误地批判了彭老总,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促使“左”的错误更加严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新中国遭受巨大灾难,这才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在1962年总结三年困难原因、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问题上,两位伟人之间才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意见分歧。

  “四清”运动起分歧

  1962年初,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一般通称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成绩和经验教训,共克时艰。少奇同志在大会口头报告中,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主席来说不会是愉快的。可以说,这是两人分歧的开端。

  七千人大会之后,少奇同志仍然主持中央工作,又在解决困难的措施上同毛主席产生了分歧,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少奇同志汇报工作,提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少奇同志表示赞同,并同意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少奇同志意料,毛主席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尽管田家英汇报说是个人意见,但毛主席在同少奇同志谈话时,仍对少奇同志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

  毛主席从反修防修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少奇同志对此是赞同的,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主要在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对少奇同志进行不点名的严厉批评。首先是在运动的性质问题上,少奇同志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他虽然提出过“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毛主席更多考虑的是党内当权派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反复强调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严重形势。他坚定地认为,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当权”的腐败干部最危险。在运动的具体做法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不满意的,后来还不点名地进行了严厉批评,主要是批评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扎根串联,搞神秘化”。

  这次会议起草和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少奇同志主动找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尽管少奇同志做了很多努力,但毛主席和少奇同志之间的裂痕并没有消除。1970年12月,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少奇同志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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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逯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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