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在上海发生了些什么
发表时间:2011-08-29   来源:解放日报

——“辛亥革命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侧记

  台湾明新科技大学黎淑慧教授在“辛亥革命与上海”国际研讨会上,作“孙文与辛亥革命”的演讲。蒋迪雯 摄 

  由市政协、民革市委主办的“辛亥革命与上海”国际研讨会昨天闭幕,数十名国内外学者酣畅淋漓讨论,意犹未尽。

  辛亥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打倒了一个封建皇帝,更在于它结束了中国一个旧的时代。而辛亥革命与上海的互动影响,同样深刻而长远,如孙中山所言:“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但也许不少上海人并不清楚,1911年的上海滩,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革命,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且听学者言。

  上海报纸:革命舆论宣传的重镇

  上海自开埠以来,向来是西方新思潮和新风气进入近代中国的窗口。各种新派人物在这里创办、经营报纸、杂志和出版机构等文化事业。辛亥革命前,上海已是革命党在国内最大的舆论宣传基地,并与海外的日本东京、南洋三足鼎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上海顷刻间成为中外传递有关辛亥革命消息的中心,3天后,几乎所有的上海报纸都以显著的标题登载武昌起义的消息。

  “黄鹤楼兮忽树革命旗。”当时报纸如此报道。

  稍后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上海民情振奋,革命舆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短短两个月内,上海共创刊了30多种小型报纸,大多以宣传革命、报道各地起义和转载各地消息为主。

  如《民立报》因报道革命消息真实,人们争相抢购,每份竟卖到银币1元。柳亚子创办的《警报》,也因为印刷精美、内容充实而声誉极佳。在当时的上海新闻界,凡支持革命的报纸都极受欢迎,报纸上只要刊登革命新闻 “则销路大增,售至绝市”,而“倘有诋毁革命言论,即无人购阅”。

  那一年的上海,报馆林立,主要集中在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一带,这里也成为人们争相获取辛亥革命信息的重要地点,从晨至夕,“攒首万人,皆于报馆伫望消息。”各报馆一有新闻,即印传单或号外,乃至一日要印五六次之多。“或书之牌上,悬挂门外,以供留心国事者快睹。”《申报》在报道中提及:“近日官兵与革命军在北方开战以来,党军屡胜,人民闻此消息,竟至眉飞色舞;迨闻官兵稍胜,便作垂头丧气”。

  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消息,通过电讯、报刊,迅速向全国各地发散传播,有力地助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上海起义:“长江革命”的重要响应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由宋教仁、陈其美等人为主导,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他们吸取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上、中、下三种斗争策略。上策又称“中央革命”,即组织革命军,直接打到北京,一举推翻清朝。中策又称“长江革命”,即以上海为中心,发动长江沿岸各省革命,然后向南北发展,最后推翻清朝。下策为“边疆革命”,仍在两广、滇、黔等边境发动武装起义。同盟会大多数成员认为中策可行,且斗争的“注意点尤在武汉”,因夺取武汉后可向东南西北四面发展。

  武昌首义后,清军南下镇压,形势一度危急。宋教仁连续致电陈其美,希望苏、浙、沪方面发动起义,声援武昌:“倘不先事定上海以伐其谋,武昌旦危矣。”陈其美接报后,立即召集苏、浙同盟会负责人来沪会议,商讨发动起义计划,决定先由清军力量较弱的杭州先行发动,而后上海、苏州响应。后考虑到上海地位特殊,发动起义影响更大,若上海不先行发动,则即使杭州光复,也难以巩固。

  在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即派李燮和为总司令,率敢死队士兵30余人到上海,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此前,在沪革命党人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早与武汉居正、杨玉如等接洽购械,日夜筹议。李燮和到达后,重点游说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巡防营和海巡盐捕营等参与起义。

  于是,“上海先动,苏、杭应之”。11月2日,陈其美等人举办誓师大会,发表演说,宣布起义开始。接着由商团和青年学生组成的各路敢死队,分别向道、县衙署和海防局等军政机构发起进攻。光复上海,夺取江南制造局是关键,陈其美指挥一支由商团和巡警200多人组成的敢死队攻打制造局,由于清军防守严密,炮火凶猛,头一日未能攻下,陈其美本人被俘。经过一天多的交涉失败后,革命党人组织商团数千人于11月4日下午发起第二次进攻,攻下制造局,夺取军械库,释放陈其美。11月6日,上海全境光复。攻占江南制造局,切断了清政府通过海军为武汉清军提供军火的补给线,而革命党人因此获得大批武器弹药,为光复江苏、浙江提供了必要的军事援助。这一战,堪称是整个辛亥革命中的“关键之役”。

  孙中山事后回忆:“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并对上海的响应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

  上海“惜阴堂”:南北议和的中心之一

  早在上海光复之前,上海的地方精英就开始纷纷谋划中国之前途。辛亥革命前,上海南阳路(今蓬莱路)上的惜阴堂成了立宪党人密谋活动的中心,幕后牵线摇扇的幕僚则是惜阴堂主人赵凤昌。

  赵凤昌何许人也?据时人回忆:“当时,时报馆楼上有一个‘息楼’,对外称‘俱乐部’,吃吃喝喝的地方,其实,里面都在搞政治活动。赵凤昌、沈恩孚、李平书、狄平子、袁希涛、陈冷、雷奋、史良才(即史量才)、龚子英等,都是息楼里面的人物。”

  上海光复后,南方各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赵凤昌、张謇等人在上海积极谋划做好应变工作。11月9日,黎元洪发出通电,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赴武昌筹建临时中央政府。11日,赵、张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用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汤寿潜的名义,以向沪军都督陈其美通电建议的形式从苏州发出,提议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13日,陈其美亦作出回应,向独立各省都督发出来沪通电。此后到11月底,由于武昌方面亦在争取南方各省代表来鄂协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便一分为二,多数代表赴鄂,仍以原来的名义继续开会,少数代表留沪,上海仍保留着一个留沪代表机构。

  与之同时,清廷主政的袁世凯内阁则派遣唐绍仪等人来南方与独立各省协商和议大事。17日,唐绍仪一行经武汉转至上海,他和其他代表下榻之处,都离赵凤昌的寓所惜阴堂很近。当晚,唐绍仪不辞辛劳“来惜阴堂深谈”,不少密约均诞生于此。

  1911年12月18日,和议正式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但实际上真正的交易则多在幕后和议的地点——惜阴堂。孙中山12月25日回国,29日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抵沪后,也曾多次亲赴惜阴堂,与赵凤昌“商统一建国诸要端”。

  1912年1月中旬,南北双方在惜阴堂达成清帝退位、拥护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密约。随后,在赵凤昌、张謇等人的筹划下,又在惜阴堂拟定了清帝退位诏书。至此,和平统一、创立民国的大局已定。

  上海绅商:革命政府初期重要资助者

  1912年1月1日上午,上海各界代表、民众及军人数千人聚于上海北火车站,欢送革命党领袖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就在这前一天的傍晚,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来向孙中山致贺,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类似的记载在不少有关辛亥革命的著作及孙中山先生的传记中都有,但结果如何?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据学者考证,孙中山在上任大总统的关键时刻,正是上海工商界资助其700万两白银“巨款”,从而在经济上支持了这位革命领袖开展工作,从某种程度上维系了这个新生的政府,让其度过了最初的生存危机。

  上海自1843年正式开埠后,发展至清末民初,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先成熟的城市,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云集了一批在工商、金融、贸易、航运乃至建筑、娱乐、餐饮方面的实业精英,他们不仅是实业家,也有相当的社会声望。特别是其中的绅商阶层,不仅早就投身于辛亥革命,出枪出人参加上海光复的战斗,并给予新政府经济上的大力支持。

  上海起义胜利后,上海商务总会的沈鳗云、王一亭与李平书商量筹集军饷,解决军政府财政的办法,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以集体名义为军政府垫款180万两,其中120万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另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上海广肇公所两天内支借了82万两或83万两。临时政府驻沪通商交涉使温宗尧当时也是广肇公所董事,这笔钱是温宗尧向广肇公所说项,由旅沪广帮商家借给南京的。

  据1913年的统计,此类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党向商家筹借的款项,约有300万元之巨。上海的地方绅商在辛亥革命前后,不遗余力地在经济上支持革命党,不仅支持了上海以及南方其他独立省份的革命事业,更帮助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府度过了生存危机。

  感谢下列专家大力支持:林家有(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丁凤麟(解放日报原高级编辑)、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王琪森(上海东方广播有限公司高级编辑、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逯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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