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罗振玉:寄命学术拯衰乱
发表时间:2011-09-22   来源:新京报

 

    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罗振玉与王国维相约,多备米、盐,誓不去。事后,罗振玉陈述他此时的态度是:“万一不幸死尔”。

  时年,罗振玉四十六岁,官至四品,为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事(正筹办中的农科院院长)。王国维时年三十四岁,为学部编译。

  备粮效死,“忠臣不事二主”,是传统士大夫在变乱之际张扬品格的激进手段。但罗、王二人,都不过是京师掌文翰的小吏,万万轮不到他两人来做表率。

  由此,备粮约死也可看成是罗、王二人观望朝中怯懦显贵的一个高调姿态。果不其然,事变两月余,袁氏秉政,清室危殆,皇族内阁无人赴死,铁帽子王世家无人赴死,唯良弼遇刺而已。

  国事如此,再效臣节,就有些自欺欺人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罗振玉、王国维的高调,坚持了两个月。

  1911年12月,罗振玉、王国维进退两难之际,日本人藤田丰八出了个策略,东渡日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时日本人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劝说罗振玉东渡日本,而京都大学罗的旧友也来信相劝。“万芳鼓角穷冬夜”,罗、王二人遂再约远走东洋。罗振玉请假出京,与王国维、女婿刘季缨携眷由天津乘船赴日。11月27日,罗、王二人抵达神户。

  对于二人此次仓促赴日,朝中颇有些异议。侍郎宝瑞臣就质问罗振玉:“君竟洁身去耶?曷稍待,俟必不可为乃行”。对此,罗振玉承诺在日本安顿好家眷就返回,抵达日本三天,罗振玉再次乘商船返回大连,由陆路前往北京。又在北京观望了半个月,知大势已去,乃再次东渡日本。

  这一去,王国维至1916年返国,罗振玉要到1919年才回国。

  关于罗、王二人从“求死”到“浮海”的心迹转折,两人在日后写的诗词、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王国维后来有段评述变乱之际学者行为的话,或是隐晦地回答了当日罗振玉与他在辛亥年碰上的真正的难题:

  “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学术存亡之所系等于人纪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

  这能以学术维持纲纪的“一二人者”,不正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吗?

  黑海东头望大秦

  清季“学术”,从乾嘉考据的遁世姿态脱胎而来,在国变频仍之际,学术的主旨,逐渐转向经世之学。甲午之败,对士林的学问方法冲击甚大,罗振玉、王国维同在其列。

  甲午之后,师承乾嘉朴学一系的罗振玉从金石之学向务实的学问转进,读西书,求新知,“开眼看世界”。1896年,罗振玉抵达上海,随即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本农业杂志《农学报》;1898年,罗振玉又创立了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东文学社。也恰是这一年,罗振玉认识了王国维。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之孙)的回忆,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时务报》报馆办事,听见有人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为惊骇,随即上前攀谈,并劝他去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这个读书人就是王国维。

  根据罗振玉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欣赏王国维,则是因为一日偶见王国维题于扇面的咏史绝句:“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感觉卓然不凡,“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

  王国维诗中张、陈,即后汉安帝臣属张珰、陈忠,二人议绝西域,罢都护。甘英,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的掾吏,“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咏史”意境开阔,剑指天下。甲午之后,士风激切,罗振玉见王氏之诗而物伤其类,进而相携提拔,在情理之中。

  《咏史》成为王、罗结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机,实际上本诗内涵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意向,也预示了他们始终不渝回归传统的方向。

  辛亥年之后,罗、王二人最为用力的,是甲骨文的考释,这门大学问,似乎是纯粹的旨趣。但问题不止于此,学术不仅是安身立命之道,更隐含了一种政治观点。罗振玉一生学术成就,尽在古典学问中最精细、最艰深的部分,而王国维由文学入哲学,再入殷商卜辞。仅以二人的学术面向而论,无不围绕“传统”入题。

  “传统”是什么?由辛亥造成的两个不同体制的根本差异是什么?

责任编辑:谢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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