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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松老人杨绛(图)
发表时间:2010-12-21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0年7月17日是钱锺书夫人、翻译家杨绛的99岁生日,按照杨绛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当算杨绛100岁大寿。据杨绛退休前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透露,当天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另据从杨绛亲友处了解到的情况,杨绛的百岁大寿将悄然度过,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

  本报特请杨绛的同事、著名翻译家高莽先生做画撰文来祝贺她。

  杨绛先生一百岁了,虽然身体略显纤弱,听力有所退化,齐耳的头发灰白,但她仍然像一棵青松,耸立在山峰上,在阳光下闪动着一身碧绿,散发着大自然的醇香。

  杨绛先生是位大文学家、大翻译家,是位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从不张扬,从不趋炎附势。她的寓所,仍然是水泥地板,从不装修,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也没有多少书籍。只有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台,给她带来一些青春的气息。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生于北京一位开明知识分子家中,兄弟姐妹多人。少年时代在上海读书。21岁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学位。旋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外国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随后游学于英、法。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回国。

  杨绛本名杨季康。有一次我们好奇地问她笔名的来历,她逗趣地说: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成剧本《称心如意》,公演了,从此便出现了一个“杨绛”。

  日本投降后,她一度在复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解放战争胜利后,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

  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

  1962年,我调到社科院外文所,认识了杨先生。她总是坐在不显眼的地方,很少发言。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在新中国已经经受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她和钱锺书先生都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钱先生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先生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锺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性用坚定的语气说,她是通风报信了,因为她能担保“钱锺书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敢于为他的行动负责”!她的声音不高,每句话掷地有声,震撼人心。这种高风亮节的表现,远非每一对夫妇能够做到。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位女性的伟大与刚强。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时代开始。钱杨二老受到各方面的拥戴,国内外各色人物纷纷来访,请求拨冗时间赐见。他们总是婉拒谢绝。他们知道已经耽误了十年大好时光,不愿再为浮名浪费光阴。他们无比珍惜余生从事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时间。

  1994年,钱老患病割去一个肾脏,住院期间,杨绛先生守护在身边,帮助他解脱痛苦,给予安慰。1995年5月18日杨先生给我的信中写道:“锺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多么崇高的声音!话中的深情,令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如今,钱先生确实在她之前走了,他的先走也许使她在精神上有些慰藉。错了次序,二老如何是好?

  钱杨二位先生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他们保持并发扬了中华民族夫妻关系的传统美德。他们是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榜样。

  不一般的作家

  杨绛最早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戏剧。

  1943年1月她写的喜剧《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份上海联谊剧团又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导演是黄佐临。1944年她又写成《弄真成假》,公开上演。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与李健吾老先生同游某处时,他兴致大发,对我说,他曾经演过戏,剧本是杨绛写的。他在剧中扮演的是主角。我还记得他颇自豪地说,他为这个戏出过力。这事让我很意外。当时他谈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追记过这段事。不记得是谁让我写成文章,自以为很快就能发表。文章没有面世,手稿也没有保留下来。

  除了剧本以外,杨绛先生写了不少短篇小说、散文、随笔,甚至长篇小说。

  她的作品中的人物,大部分是真人真事,有根有据,如车夫、送煤工、保姆等普通老百姓,反映出来的是时代的大背景,及各种重大的事件。

  杨先生写的建国以后几次政治运动的小说和随笔,对我感触最深。

  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杨先生说,她“洗了一个小盆澡”,一次通过,接着是“忠诚老实运动”,她把自己的历史交待得一清二楚。有一天党代表和她握了握手,说:“党信任你”。

  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的政治运动,心灵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为后来写作积累了一定的材料。

  过了30多年,凭借自己的记忆和分析,她写成长篇小说《洗澡》。她写了建国前后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小说像是没有结构没有主角,但给人留下一幅斑斓多彩的画面和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让人深思。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

  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先生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从此,杨先生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1966年“文革”爆发。从北京到外地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那年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

  20年后,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中详详细细地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的经历。这篇文章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新政权下的种种遭遇,如同一场可怜又可悲的滑稽戏,同时勾绘出“红卫兵”、“造反派”等等组织成员中丑恶的嘴脸。她又告诉读者,当时随着造反大旗摇旗呐喊的人当中,有一些无奈者、被迫者。杨先生把他们视为“披着狼皮的绵羊”,表面凶狠,内心尚善。正是由于他们暗地的关照,使杨绛等“牛鬼蛇神”免于受到更大的折磨和伤害。

  我常常想,新的一代青年人,应当了解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了解一下他们绝对想象不到的场面,杨绛的《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应该是必读之一。

  杨先生在许多散文中写了亲朋好友,如《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记杨必》等。但让人最不能忘却的是她笔下的女儿——钱瑗。钱瑗是他们的“生平杰作”。钱杨二人在英国留学时生了钱瑗。钱瑗自幼通晓英文。回国后,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了俄文。她的外语才能精湛,她的学识渊博,她的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勇于创新,开创了“文体学”课程,在教学与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她早于父亲一年辞世。

  钱瑗的逝世,是父母最大的悲痛。杨先生没把这一噩耗告诉病中的钱老,自己在心中担负了一切悲哀。但她在后来写成的《我们仨》中记述了钱瑗在家中的地位,她的遭遇。

  《我们仨》一书中包括三部分:《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和《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是一部关于父爱、母爱、子孝的奇书,是人生教科书,必读的书。它教导人应当如何面对苦难、面对死亡、面对幸福、面对人生变化。杨老太太为我们留下了精神财富、爱的启迪和憧憬。

  如今钱瑗这位不同寻常的才女先于父亲走了,深深敬爱她的师生们在北师大园内一棵雪松下留下她的一捧骨灰,成为后来学子悼念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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