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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
发表时间:2019-01-07   来源:光明日报

  《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晋代陆机提出“诗缘情”;“诗言志”说的是诗歌要干什么,“诗缘情”说的是诗歌源自什么。二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或有对立,或指合乎礼教,或指“私情”,但一般概指抒情达意,严忌《哀时命》所谓“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孔颖达更直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称“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这是“诗言志”在诗论话语系统中的意蕴,世人多有论述;但“诗言志”原始于文艺批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中的“诗言志”是什么意蕴,其意蕴又对诗歌走向有着怎样的影响,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尚书·尧典》中称“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其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在《尚书》中,“诗言志”本是“教胄子”的一个环节,符合“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总体目标,最终达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效果。从其中“诗、歌、声、律、和、舞”的递进排列,可以看到在文艺批评的话语系统中,就抒情达意来说,诗为初始阶段,舞为高级阶段,为高端化的终结。《毛诗序》的论述,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文中的几个“不足”,可知在这个过程中,言“不足”而嗟叹之为诗,诗“不足”而为歌,歌“不足”而为舞,是一种递进关系,即傅毅《舞赋》“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的“诗、声、形”的递进。所以,诗、歌必定是配合舞的,即《左传》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以“舞”为尚,“歌诗必类”的对象,舞也。

  既然“诗言志”在文艺批评话语系统中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那么就有如何深化抒情达意的问题,一方面是强化诗的语言表达,如陆贾《新语·慎微》言:“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钝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以得利,而性得以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诗的表现手法,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走向。

  其一,诗的文艺化、音乐化与歌、乐府的崇尚。我国远古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都是歌,从这个事实就可知最早期的诗以歌为主。再从“诗三百”说,其本重“以声为用”,《左传》载: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其多曰“美哉”!杜预注:“美其声。”孔颖达疏:“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故《礼记·乐记》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所以《荀子·乐论》称“君子以钟鼓道志”、《周礼·大司乐》称“以乐语教国子”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诗三百”渐渐从“以声为用”进入“以义为用”,外交赋诗的“断章取义”,明确指出用的是诗作章句的文字之“义”。《墨子·公孟》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称诗有诵、器、歌、舞四种传播方式,随着“礼崩乐坏”,“以义为用”意味着“诵诗三百”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伴随着这个进程的是楚歌兴起,而且到汉代依旧兴盛。汉代诗歌的文艺化,最主要表现是汉乐府的兴起,《汉书·艺文志》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又多文人创作,《汉书·礼乐志》称,“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序诗赋”,“诗”即文艺化的“歌诗”,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大致各半。可以说,诗与歌的共同发展构成了整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徒诗与歌、乐府、词、曲等各占半壁江山,有时甚或分量更大一些。

  诗的文艺化、音乐化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诗的格律化进程,钟嵘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讽读”的“口吻调利”的原动力就在于诗本来就有文艺化、音乐化的崇尚与要求;而诗的格律化不仅是“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而已,更是抒情达意的要求。

  其二,既然“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而身体动作的“舞”为高级阶段,那么“诗”也寻求对“身体动作”叙写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汉代诗歌还有如郦炎《见志诗》、仲长统《述志诗》等标明纯粹“言志”的作品,但并不多,汉末流行的是无名氏古诗、杂诗,之所以没有标题,就是因为其“言志”的意向与内容不明确,而多是对人生的叙写。自建安时代起,诗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即强化对人生经历的叙写,以达到抒情达意的目的,叶燮《原诗》对此种倾向有所总结,其云:“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待南朝时,批评家强调的抒情达意,都是与人生经历、身体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谓“立象以尽意”,对人生经历、身体行为的叙写,更能抒情达意吧!

  于是,《文选》诗、赋的类型中,“情、志”成为小类,如赋十五类而“情、志”各有一类;诗二十三类,有“情、志”意味的为“劝励”类、“咏怀”类、“哀伤”类、“杂诗”类等。《文选》诗的大多数类别,都是指向人生经历、身体行为的,除了以作诗的体式为类如乐府、杂歌外,其他或以作诗的外在目的为类,或以诗作的内容为类。不是说非“情、志”类的诗赋就不抒情达意,而是说,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以身体行为、人生经历来抒情达意。

  其三,古称“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而在文学史的某个阶段,则有以诗的说理来强化其抒情达意,于是就有玄言诗的极度作法。何谓玄言诗?即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的诗。玄言诗的根本特点是汉末王弼提出来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汤用彤《言意之辨》解释说:“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所谓“得意”大于一切。如晋人孙统《兰亭诗》:“茫茫大造,万化齐轨,罔悟玄同,竞异摽旨。平勃运谋,黄绮隐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以直述玄理来体现玄远超迈,颇为徒具诗的形式的“理”。玄言诗又有“从感性形象入手”的,如王羲之《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寄畅”指靠自然景物来寄托情思;“仰望”二句写景,但“碧天际”与“绿水滨”并非是具体地点的特殊景物,也无具体生活内容。“寥朗”二句过渡,由景物给人的感受引入下文的叙写玄理,即“大矣”二句的内容。最后二句,述说对自然景物的感受永远是新的,既称赏了玄理在胸时对自然景物的看法,又脱略了“群籁”之类自然景物的具体特征而使之成为一种理念性的东西。全诗是由山水景物一下子进入宇宙人生哲理的叙说,而脱略了社会生活内容,因此,诗中的自然景物只是一般性的美景而已,诗虽然题名为“兰亭”,但显示不出兰亭景物的特征,就是为了实现“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以自然景物叙说玄理来追求玄远超迈,这就是玄言诗的魅力所在,而追求玄远超迈则要求摆脱人情世故的束缚,但是,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消释了人生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淡乎寡味”就是可以想见的。但重在对“意”的追求、对“理”的追求也为诗歌开出一条新路,只看如何恰当运用了。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大都身处三大系统,一是其原始语境,二是以其为核心组成新的话语系统,三是附属于某话语系统,所谓“子话语”。我们既要关注其在某一系统中的意蕴,又不可忽视其在另外系统中的意蕴,如此对创新性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方有益处。(作者:胡大雷,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 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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