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书:时代记忆的图画
发表时间:2014-10-10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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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光倒退到四十多年以前,人们的精神食粮不像现在如此丰富。新华书店的书籍,虽说也是各种版本,各种题材琳琅满目,但那只能是针对当时的状况,相对而言。比之今天,可以说不可同日而语。想读书,图书馆里有,但要办证,手续并非像今日简单,且有的城市也没几所图书馆。光是有工作,有专业需要的人士都照顾不过来,更不要说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的“小屁孩”了。进图书馆,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却还没机会能捞着进。我印象中,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没曾进过图书馆。新华书店有书卖,但买不起。一本长篇小说,二三百页,平装本,怎么也要卖个块八毛钱,精装本就更贵了。当时二级工多的一个月挣不到四十块钱,少的连三十块都挣不到,怎么可能舍得掏出一块钱去买书读?有工作的如此,上学的或者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就更没指望了。我记得,有一年狠狠心把攒的零花钱全拿出来,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海岛女民兵》,当天就看完了。看时觉得很过瘾,但看后心里直痛:这可是一块多钱啊,顶一天的生活费都不止。那年月,一天能花一块多钱吃喝的人家也不多。

  买不起,只有一条路:借。邻居,同学,亲戚,能钻的空子,都要去试试。尽管如此,一年下来也看不到几本书。一是资源有限。大家的家庭情况差不多,你家没有,别人家也不会有多少;再就是许多人借书要看对象。年龄稍大点还好说,人家觉得你有点文化,知道书的珍贵,一个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能借你都要掂量掂量,看得懂吗?会不会把书弄坏了?有一次我曾跟一个要好的同学手里借了一本高尔基的小说,前脚刚到家,还没来得及看,同学就追来了。原来他姐姐回家发现书被借走了,而且借给了一个小学生,马上逼着弟弟要回来。

  买,借,都解不了渴,天无绝人之路:看连环画。

  连环画大都是长方形的小册子,页面上印有一方框,里面画着图画,下面是文字说明。文字简明扼要,把画面表达的意思表述得很清楚。看一本连环画,最少了解了一个故事或者一本书的内容。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快餐式”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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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画似乎给人的感觉是近代史上的产物,其实历史悠久。汉代年月,纸张刚出现,极为珍贵,舍不得在纸上作画。有人便在砖上刻单幅人物故事画,这是启蒙时期,严格讲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连环画,但毕竟有了通过图画来表现故事的开端。唐代开始出现连环画的雏形,画的格式非常自由,没有统一的模式,想画多大就多大,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不过是用连续性的绘画来表现内容了。到了元明时代,小说、戏曲发达,因此也诞生了连环画插图。建安虞氏所刻《全相平话三国志》是第一部以插图形式出现的连环画。等到了清初,又出现了单页的连环画故事画,也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年画,把一个故事印成一张或二三张,甚至更多。现在一些农村还有这样的成套年画。赶到了清末,随着欧洲的石印技术输入,市面上出现了“回回书”(小说的每篇,每一回都插图)。光绪二十五年,上海文益书店首次出版朱芝轩绘制的石印《三国志连环图画》,“连环画”一词从此有了正头香主。然而,中国毕竟地大物博,有五十多个民族,各种方言并存,习惯称呼不一。因此同为连环画,广东叫“公仔书”、上海叫“图画书”、武汉叫“伢伢书”,浙江叫“菩萨书”,而北方则通叫“小人书”。

  “小人书”,顾名思义是给小孩子看的。其实这个定义并不准确,许多大人也愿意看,而且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名人。1894年,慈禧六十寿辰在颐和园举行庆典。面对百官进献的古玩珍宝,慈禧并不感到新鲜,唯有礼单中的一套徐润进献的《聊斋图说》连环画,让她觉得非常有趣,于是叫人拿来过目。徐润是晚清著名的红顶商人,他打听到慈禧喜欢读《聊斋志异》,就把当时的绘画名家召集到一起,绘制了这套《聊斋图说》。全书共绘有420个聊斋故事。每篇故事的绘图,少则1页,多则5页。笔法细腻、色彩华丽、描写生动,艺术水准很高。慈禧看到装裱如此精美、图文并茂的《聊斋图说》,非常喜爱,一直留在身边。目前这套连环画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属于珍品。本来民国时期以前的连环画就鲜有上乘之作,这套又是汇集了各方名家的经典,更是价值连城了。

  “小人书”说起来属于通俗之物,学富五车的文学艺术家们未必看得上眼,事实不然。1932年的《文学月报》第5、6合刊上发表了茅盾的文章《连环图画小说》,其中描述了连环画在上海的情景:“上海街头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着无数的小书摊。虽说是书摊,实在是两块靠在墙上的特制木板,贴膏药似的密排着各种名目的版式一样的小书。这‘书摊’——如果我们也叫它书摊,旁边还有一只木凳……谁花了两个铜子,就可以坐在那条凳上看那摊上的小人书……”“这些弄堂口书摊,摆的大多是连环画。借看两本往往只有一副大饼油条钱,无怪乎贫穷的黄包车夫亦会在喘气休息时,从坐垫抽出一本,生吞活剥,有滋有味地翻看起来。”相信茅盾也一定是位“小人书”的热心读者和爱好者,否则很难描写得如此生动,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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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大人喜欢“小人书”原因诸多,但有两点不可缺少,一是当时可看的书的确有限,连环画作为补充,势必受到欢迎;一是当时人们的文化程度不像现在普遍都高。许多年轻人初中毕业甚至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有深度的书籍未必看得懂,愿意看。“小人书”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看起来不费劲,又有故事性,自然就成了大人们的青睐读物。

  “小人书”便宜,从几分钱到几毛钱都有。这主要看内容多少。一般内容多,页码就多,价钱就相对贵一些。故事简单,页码自然少,价钱就低。当然如果是彩印、大开本当别论。

  一般有孩子的家庭都会有几本小人书,大都是大人作为奖励给孩子买的。买了小人书,孩子们会传着看,互通有无,孩子们很清楚这种游戏规则。你传给别人看,别人自然也会传给你看。相互受益才能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所以,每当大院里有孩子买来了新小人书,这一天便会成为孩子们最愉快的时光。孩子们不光要看,更多的是交流体会和感想,这无疑是最好的学习。

  买“小人书”看的人家毕竟有限,租“小人书”看才是更大的天地。“小人书”租赁,分“摊”和“店”两种。“摊”,比较简单,准备一块油布或塑料布,用自行车或小推车驮着装小人书的纸箱或者木盒,在电影院、集贸市场或小广场附近,就可以开张。复杂点的准备些小长条木凳、小木凳,有的连小凳也没有,干脆就利用周边的水泥台阶当坐席。“店”,名字好听些,实际上比“摊”也好不了哪去。多了间房子而已。一些人家有空闲的房子,用木板做成一些支架,架子上一层层斜隔板,上面放着“小人书”。“店”里都有坐席,一长条木板凳居多。一条长木凳上能坐三四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也有些单独的小木凳,大都很小,大人坐上去半个屁股露在外面。

  “摊”和“店”的开张,因地而异,视情况而定。在电影院门口的“摊”,要根据电影放映时间。早场,人们都是匆匆而来,无人有心思去看小人书。但上下午场,一些人买了票,不到点,闲着无聊,又不想离远,看本小人书正好打发时间。所以这段时间“摊”才能有市场。“店”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房间,不怕风吹雨打,也不用受周围条件限制,就可以有相对固定的开张和打烊时间。记得在我住的那个区域,大多“店”都在上午八点以后开门,下午六点,最晚七点就关门了。

  “小人书”租赁的费用根据“小人书”新旧程度和厚薄而定。旧的,一分钱一本,或者二分钱三本。新出的大都在二分钱一本,厚一点的,即便再旧,也要二分钱一本。碰上多册本的,像《三国演义》,几十册一套,也是一分钱一本。当然如果一次性租赁,也会有优惠,便宜个一两分钱。

  “小人书”无论是“摊”还是“店”,生意大都很好,特别到了孩子放学或星期天,生意会更红火。屋里的小木凳常常被坐满。一个小凳两个孩子挤着坐是常有的事。那情景就像现在的书城周末周日读者爆满一样。也有人形容当年的“小人书”店就跟如今的网吧相似,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现在回头想想,当年那些摆“小人书”摊,或开“小人书”店的人,很有经济头脑,也很有超前意识。他们利用很小的投资,却赚取了不小的利润。一本“小人书”,只有一两毛钱,低廉的成本,有时当天就赚回来了。但这并起眼,没有人觉得租赁“小人书”的会赚大钱,其实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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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去的一间“小人书”店,在我居住的大院旁边,条件很简陋,土泥地,每天开门前要泼点清水,防止泥土扬起。对面靠着菜市场,向前一走拐弯是一家电影院。老板选这个位置不知是有意还是歪打正着。家长领着孩子买菜,孩子见了“小人书”店肯定吵着要进去,那些看电影的人,时间不到无处消遣,到“小人书”店呆一会也是一种放松。架不住天长日久,人来人往。书店在文革中被勒令关门时,许多人在传,这家富农出身的老板发了大财,被抄家时发现了两千多块钱的存折。那个数目当时来说算是很大数额了。

  当然,“小人书”租赁的存在,不在于让有些人赚了多少钱,更大的意义是给许多人,包括孩子、大人提供了一个阅读的舞台,一个充实自己的机会,并成为许多人的启蒙老师,增长了历史知识、文学知识。许多人是读了小人书,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名著。像《李自成》、《敌后武工队》、《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杨家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老头》、《基度山伯爵》、《老人与海》等等。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图文,虽然没有深刻的说教,却让人懂得了什么是好与坏,正与邪,善与恶,甚至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小人书”现在依旧在出版,质量、版式、开本远远超过以往,但许多人仍钟情于旧版。其秘密不言而喻:收藏价值。

  旧版“小人书”据说在“书画淘宝市场”,价格一路“疯涨”。早在十几年前举办的中国首届连环画拍卖会上,贺友直的线装三册一套《山乡巨变》就以1400元拍出,陆俨少的三册一套《牛虻》,以1200元落槌成交,一本第一版的《鸡毛信》居然卖到五千元。2012年武汉第十届连环画交流会上,赵宏本绘制、1962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白蛇传》连环画,以底价1000元开拍,经激烈角逐,最终以3.8万元的高价成交。这还算不了什么,2003年“中国连环画收藏交流网”第11届竞买交流会上,民国时期出版的一套32册的由陈履平绘画的《金台传》曾拍出21万元的高价,确实令人咋舌。

  原本几毛钱的“小人书”,摇身一变成为奇货可居,当然有前提条件。收藏专家们总结为“十看”:一看出版年代;二看绘画技巧;三看作者;四看故事内容;五看开本;六看是否获奖;七看是否成套;八看印刷数量;九看制书质量;十看品相。比如,1957年版的《瓦岗寨》可以卖到2万元。再如《三国演义》,一共六十册。从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64年才全部出齐,共历经七年时间。现在拍出20万元高价。但这种套书民间能存藏的,可以说凤毛麟角。有谁能七年间不停地关注一部连环画的出版?所以,旧版连环画固然能升值,但通过此途径发大财的可以说寥寥无几,更多的只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而已。实际上,最有商业价值的是“小人书”的原稿,是因为独一无二。2005年程十发的四十开册页《召树屯和喃婼娜》以1100万元成交,次年沈尧伊创作的《地球的红飘带》原稿以1540万元成交,创“小人书”原稿拍卖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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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小人书”,不可不提“文革”时期的连环画。从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革”期间发行的连环画,作为共和国发展史上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产物,具有很高史料价值,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收藏中的“潜力股”,其中“样板戏”连环画收藏价值更高,备受市场追捧,据说一套全品相“样板戏”连环画(共八本)价高达5000元以上,其中一本《奇袭白虎团》就值近千元。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样板戏”连环画固然价高,但其创作付出的心血也是超常的,有的甚至要担政治风险,稍有闪失,搞不好身败名裂。连环画《奇袭白虎团》的作者杨文仁是我的亲戚,当时在山东省美术馆工作。《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创作演出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才从山东选定了美术作者。杨文仁上世纪70年代接到绘制《奇袭白虎团》连环画的任务后,便跟随“样板团”全国巡演。演员在台上演出,他在下面观看,有时还拿着照相机拍照。我见过他拍的许多照片,记得母亲问他拍这么多照片做什么?他小声说,上面要求,连环画要完全按照样板戏的模式来,一招一式不能改。所以他必须把每个场景,每个人物都把握好,甚至一点细节不能放过。之前已经出版过多本连环画的杨文仁在那段时间,煞尽苦心,几乎放弃一切,全身心投入创作。济南夏天如同火炉,他只好跑到青岛来。自家房子小,就住在我们家。夜里,我起床方便,常常看到他伏在桌上一笔一画地在工作着。他画的草稿非常多,有的一页竟有几十张草稿。拿我的眼光看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仍旧一遍遍改。文革结束后,一家出版社费了很大劲找到他,商谈重印大开本样板戏连环画事宜。原来,当年《奇袭白虎团》连环画是他创作的不假,但出版署名却是“集体创作”。这一“集体”,找起来就颇费功夫了。《奇袭白虎团》的原画稿现在应该还在他手里。尽管我没过问,但感觉应该如此。有些艺术品可能值些钱,但作为作者,轻易是不愿意出手的。毕竟倾注了自己大量心血,如同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更踏实,也更有意义。

  旧版“小人书”市场价格被一再推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一大批久负盛名,造诣颇深、艺术成就极高的大家参与其中。如刘继卣、贺友直、王叔晖、丁聪、杜滋龄、华三川、顾炳鑫、王弘力等,他们的作品不仅表现出扎实的功底,更给人以艺术和美的享受。

  现在看“小人书”的群体基本框定在孩子范围,“小人书”摊或店也很少见到了。生活条件的提高,让许多过去刻骨铭心的东西变成了记忆、历史,留在了人们心中。说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感伤,但好在有更多的精神食粮替代,反而是一种慰藉。(王溱 现供职于青岛市机关。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作,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曾开设多个专栏,获过多家报刊奖项。现已出版散文、随笔、小说专辑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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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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