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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剑钊: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作品的现代性
发表时间:2017-11-08   来源:光明日报

普希金画像

  在中国,普希金不仅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而且也称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诗人之一,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论者认为,“说他的创作已经融入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一点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章重点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意见。

  考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这位皮肤黝黑的俄罗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在这些诗人中,有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曾对普希金进行过认真的学习,有的则在诗歌精神、观念和风格上受到过启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标示诗歌时代转折的大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岛、舒婷等。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普希金这个名字便与俄罗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也就会极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今日俄罗斯,各类书店的售货员,只要一见到异乡来客,十有八九都会向他(她)推荐民族诗人普希金。据说,曾有一位中国学者到俄罗斯访学,在大街上因为没有随身携带护照遭到了警察的盘问。而在盘问的过程中,当这位学者告诉警察,他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并当场向后者背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歌。这一举动不仅解除了这名警察的敌意,而且还使他们交上了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希金的诗歌成了这位学者在俄罗斯自由通行的护照。

  如今,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二十一世纪,那么,十九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十九世纪的普希金来感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对美的敏感。这里也可分出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普希金对艺术形式的探究。文学的发展并不按照进化论的原则,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有着繁复多样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丰富的内容大多被置放在一个个美丽的形式中,朴素鲜活的语言、和谐的韵律、悦耳的节奏、生动的比喻、深刻的象征,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庸常的现实以浪漫主义的光芒。其二,他艺术地看待生活的态度。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还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异性的拒绝,诗人都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双充满发现的眼睛,因此总是能够激发无尽的想象力,满怀欣喜地去摄取其中的养料,甚至能够在否定的现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后,运用自己发达的理性去梳理它们,乃至最终选择个性化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受。

  其次则是他自觉的知识分子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的审美使命的同时,从来不曾忘却自己的道德使命,他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诗人崇尚公平、正义等理念,并且把它们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对沙皇暴政。他在坚持这些理念时,感到了自信和力量,为此,诗人对普通俄罗斯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创作和经历告诉我们,在缺乏诗意的社会中,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

  再次则跟人本身有关。阅读普希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诗人创作中始终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理想,它们最大程度地凸现了诗人博大的爱心,体现了他对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视。众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爱情,这两个动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诗歌辞典里,称得上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诗都是献给那些激发过自己灵感的异性的,其中有着对温柔的渴望、对青春的赞美、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绝望的咀嚼、对爱的欢乐与忧伤的流露、情欲与精神的冲突,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如此丰富的篇章,却绝少有雷同的表现。这一切,由于诗人天性的纯洁而感人至深。不过,看待普希金笔下的“爱情”,我们不能停止于偏狭的理解,正如稍后于他的莱蒙托夫所说,那是一种“奇异的爱”,它常常包括友谊和同情的成分,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也因此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诗人只活了短短的38岁,但他毕生都在肯定生命的价值,抗击生存虚无主义的侵扰。1836年年末,他在《哦,不,我并不厌倦生活》这首据称是最后的诗篇中还说道,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为了“想象中亲切的幻梦”,为了温存的感受,为了所有的情感,应该热爱生活、渴望生活。尽管诗人不断遭受到命运的打击,他在创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死亡、痛苦、孤独、绝望、悲伤等主题;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内化为新的力量,在诗意的层面上加以提升,从负面的现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为“明亮的忧伤”“痛楚的甜蜜”“绝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当代人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它们体现了一个古典诗人超前的现代意识。

  1834年,果戈理曾经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俄国人,两百年才能出一个。但是,两百年即将过去,俄国似乎也还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诞生,它再次说明了这位俄罗斯诗人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 (作者:汪剑钊)

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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