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对知识分子选择和命运的影响
发表时间:2015-10-23   来源:中国艺术报

《八道湾十一号》黄乔生 著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15年6月出版

 

  因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此居住,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宅院从此跻身于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史最重要的那些建筑之列。但八道湾十一号的重要绝不止于此。八道湾十一号内发生的一切,对鲁迅、周作人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周氏兄弟研究专家、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的《八道湾十一号》中,八道湾十一号内的“私人生活史”,首次得到了完整细致的梳理和曝光。

  知识分子的选择和命运,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性”,私人生活和公共身份的矛盾甚至分裂,往往使“理性”带上了“虚无”的色彩。但如果回到历史起点,我们会发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诉求,并不仅仅是为了建构所谓的宏大叙事。作为“具体的人”,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向左还是向右,其实跟他们的私人生活有密切关系。没有人可以完全脱离自己的衣食起居、进行纯粹的“形而上”活动。我们不是为了“窥伺”才去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还原历史现场,是为了获得更鲜活、更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符号化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跟随黄乔生先生,回到“八道湾十一号”的初衷。

  在《八道湾十一号》中,我们能够看到,在周氏兄弟的寓所“八道湾十一号”这样一个私密、封闭的空间里,发生的一切“琐事”,对鲁迅、周作人这两位文化巨人的人生选择和历史命运起着不可忽视的决定作用。鲁迅、周作人代表着“五四”启蒙知识分子两种差异明显的价值取向。而他们的分道扬镳和他们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失和”是重合的。回到“八道湾十一号”的历史现场,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其实并不复杂但却恰好处于我们认知盲点上的关键细节。

  八道湾十一号由鲁迅1919年在北京购买,以供全家人居住,包括周母、朱安、周作人、周建人的小家庭在内的家属均从绍兴移居北京。鲁迅为全家人的事务殚精竭虑,是他作为大家庭的长子、一直以来的习惯和责任感使然。鲁迅从少年时代便主持家政,替母亲分忧。鲁迅、周作人的父亲英年早逝,生前曾希望两兄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出国留学。但周作人并没有走上留学欧美的道路,而是沿着鲁迅已经走出的一条比较成熟的求学之路,先是去南京读书,后来一路到了日本。因留学费用难以为继,周作人在留日期间的开销用度,包括后来娶妻生子,全靠鲁迅后来回国谋事、以供周作人所需。

  鲁迅、周作人的三弟建人,也曾想跟随哥哥们去域外留学,但鲁迅考虑到三兄弟都外出求学,会使母亲感到孤单冷清,于是让建人留在国内陪伴母亲左右。当鲁迅、周作人回国谋事、文名渐丰之时,而建人仍然苦于缺少良好的教育背景、远远不能像哥哥们那样叱咤文坛、独当一面。鲁迅卖掉绍兴祖居、举家北上,购买了足以容纳周家上下共十二口人居住的宅院“八道湾十一号”,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黄乔生在《八道湾十一号》中认为,鲁迅坚持“大家庭”模式,多少也是为了使建人的小家庭能受到两位哥哥的庇护、不至于在风雨飘摇中倾覆。

  同时,这个大家庭也和许多中国式家族一样,充满微妙的人际关系。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各种复杂纠葛汇集的中心。八道湾十一号的家政管理者羽太信子,既是周作人的妻子,又是周建人之妻羽太芳子的姐姐。她们既是妯娌,又是姐妹。信子和芳子因周建人的收入没有两位哥哥高,从而对这位三弟颇多歧视,并流露在言语之间。周建人在八道湾十一号只居住了一年半,便被迫出走。羽太芳子不愿意跟随丈夫过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余生一直在八道湾内和姐姐一起过着寄居生活。而羽太芳子和周建人的二儿子周丰三,后来因家庭破碎等诸多原因,用叔父周作人的手枪自杀身亡,年仅十九岁。

  但是发生在八道湾内最“重大”的事件,仍是鲁迅、周作人兄弟1923年的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的合作非常频繁,在留日期间,就一起策划过《新生》杂志,后来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授文学课时,本来想借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讲义,后来认为不如让鲁迅本人去授课更好,便推荐鲁迅去当讲师。此类事实,不胜枚举。鲁迅和周作人在文学和生活上的合作,可以用“亲密无间”来形容。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与羽太信子的挑拨离间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的事件,便是羽太信子向周作人一口咬定,称鲁迅偷窥其洗澡,此事直接导致了周作人将鲁迅赶出八道湾十一号。周母鲁瑞称兄弟俩失和之前一天,还在将书抱进抱出,商量翻译事宜,可见羽太信子之言来得颇为突然。羽太信子的各种言辞,比如窗前偷窥、或妻弟证言,都被中外学界证明是子虚乌有,偷窥洗澡一事更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成为“悬案”。大多数鲁迅研究者,包括黄乔生在内,都认为“偷窥洗澡”不足采信。

  八道湾模式的失败,其实就是中国式大家庭的失败。鲁迅在《弟兄》中半是沉痛、半是自嘲地反思了这一点。但这种失败,未必又不包含着值得思考的积极一面。

  羽太信子直接导致了八道湾大家庭分崩离析、周作人独占八道湾“鳌头”。鲁迅和羽太信子的交恶,有案可稽的缘由,是鲁迅对羽太信子的挥霍无度相当不满。另一个虽然隐蔽、但仍然可以寻出线索的原因,是鲁迅、周作人都是崇尚个性主义,主张个人独立、自由的人,有了这样的人格独立要求,就很难再适应大家庭的群居生活。黄乔生说:“说经济问题导致了兄弟反目,是颇为现实的,因为与经济相关的,是人的自主权和人的尊严。……蒋梦麟认为,兄弟两个的个性都很强,所以不能相处。也不失为一个原因。”

  但如果没有羽太信子,两人也许会心平气和地保持交往的距离和限度同时并不失合作和亲密。关于羽太信子的史料不多,但从现有描述来看,羽太信子可以说是一朵奇葩,虽然没有文化,却很擅长情感施虐和控制。利用癔症发作来要挟家人,是其常态。周作人在经济上早年常年依附于鲁迅,后来成为知名教授、作家和学者之后,有了不菲的收入,但自己又没有管理财政的意识,经济大权全权交给妻子羽太信子。周作人的生活全盘“日化”,吃穿用度皆为“进口”,在鲁迅、周母、朱安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周作人曾一度入不敷出,与其说是因为收入太低,不如说是因为当家人羽太信子挥霍无度。鲁迅认为“启孟颇昏”,在大是大非上缺乏判断力,非常担心。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也多少是为了保持生活水准不降低,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文人陆续南迁,周作人(不如说是因为羽太信子的缘故)却选择留在了北平的八道湾十一号内。连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人也一度投奔周作人,寄居在八道湾十一号。

  周作人在成为汉奸期间,免不了口是心非、说歌功颂德之言,当然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八道湾十一号向周边扩展,周作人买下了八道湾十三号、十五号,彼此连接,成为真正的“豪宅”,这是周作人一生之中最“显赫”的时候。这些自然在抗战胜利之后,都成为他的“罪证”。在日据期间,他虽然也不满日本在精神和思想上露骨的“殖民化”,写过《汉文学的问题》《中国的思想传统》这样的皇皇大文,并因此而得罪了日本统治者,但这些除了加深他自己的内心矛盾和分裂且暴露自己的某种迂腐之外,并不能消弭他的“人间失格”。

  周作人的投敌,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悲剧。这与他的日本家庭、尤其是他的日本妻子关系甚大,更是他为自己的人格弱点付出的代价。而这个悲剧,就在八道湾十一号内酝酿成他一生最浓重的苦酒。他的书房,是鲁迅迁出八道湾十一号之后留下的屋子,因为常年漏雨,被称为“苦雨斋”。后来几经更名,都离不了一个“苦”字。周作人的一生,用一个“苦”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周氏三兄弟的三句话,说尽了周作人在八道湾十一号的基本遭遇——

  鲁迅:八道湾内就剩下周作人一个中国人了。

  周作人: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他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其实早已是八道湾的奴隶。(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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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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