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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摆放的两种趣味
发表时间:2018-03-21   来源:光明日报

  收纳分类对于任何物品都是学问,图书更是如此。书是难得的“实用器”与“收藏物”的统一体。可读与可藏,物质层(占据实体空间)和精神层(负载思想内涵)完美结合着。因而,书的分类摆放,既是对空间的治理处置,也是对文化的归并整合。从图书馆、书店到私人书房,处处都离不开分类法与“摆放的艺术”。甚至,不同的摆放透露着各种思维模式。

  我愿意将其划为两大派系:理趣派与情趣派。前者以图书馆为代表,它以严格的学科分类号建立起摆放的“法则”。这就像生物学对物种的分类,用种属纲目的“层级感”标记着对万物的把握。在它背后,是科学主义的自信,相信所有的零散混乱都能被归纳合并,变得清晰、简明和有力。我们对图书馆的迷恋,甚至认为它不失为天堂的一个蓝本。原因在于,它象征着世界的有序,满足了人对事物可认知、可分类的潜在需求。

  分类号就像书籍的身份ID,确定了每本书的坐标定位,指示着借阅路径。图书馆的功能属性要求书籍摆放适宜公共借阅。它势必要拒绝书籍背后的学科交叉,意义交缠,抓取最为核心的归属。科学化思维带来秩序之美,便捷简化是最大的特点。然而,这也用一种“标记”和“铭刻”,遮蔽了书籍其他多义性的可能内涵。

  书店的图书上架则既吸收了“学科分类”,也争取到了灵活性,这体现为实用性和营销性的结合。分类标准的并置杂糅,是书店的特色,或者说它放弃了一板一眼的“严谨古板”。书店可以同时有出版社专架、畅销书展台、各种类型文学专区等等。这实现了类似“兴趣小组”的摆放法,直接像内容推送一样呈现给终端——特定目标读者。如出版社分类确立了图书品牌仪式感,针对特定“出版社控”的读者,可直奔主题。如推理悬疑、科幻言情、校园青春分区,又可进一步导向读者。甚至,你还会看到对图书馆分类模式的“暴力拆解”。独立书店以作者名字首字母排序摆放,形成了国内外各领域作者杂糅的混乱场面。

  不同于图书馆的借阅和书店的营销,私人书房完全不必考虑“公共性”和“兼容性”。只要你乐意,怎么分类摆放都可以。正所谓法无定法,随性舒服,满足癖好,就是情趣派的目标。你可以按开本大小码放整齐,按书脊色系调子“搭配冷暖”。这类视觉派摆放,追求上架后的远观效果。藏书之乐不只是细细把玩,逡巡之趣也是有的。有收集癖的人,则大多以套书、丛书上架,他们大多有格式塔一样的“完型心理”,追求群集效应的规模感。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还不算真正的“情趣派”。

  情趣其实在于发现书籍之间另类新颖的“意义关联”与“分区模式”。如对作品以作者是否在世、得奖与否、星座与属相等为参考标准摆放,就让分类带上了娱乐趣味。穿过外在标签,深入精神,把握作者,也会让摆放更有味道。比如,能否找到一种“气质分类法”?根据作者气质、作品风格,可分出愤世嫉俗型、玩世不恭型、幽默闲适型、思辨批判型、媚俗媚雅型、导师鸡汤型等等。

  你还能很快找到作者们超越血缘意义的“亲疏关系”。比如把私交好的作家之作品摆在一起,好像契阔谈讌;把作家伉俪贴合一处,让他们在书架上依旧甜蜜;更有将情人伙伴、情敌论敌的作品列在一层,想象他们相爱相杀的场景。当这些历史的现场感、烟火气,都融汇在一间书房里,真成了“悟言一室之内”。你用书架安放作者生前所有爱恨恩怨,或许是最有象征意味的交流。

  分类摆放看似微不足道,本质却是一种“处置权力”。你既完成了空间的治理,同时也在搭建意义的拼图。每一次摆放,都是对作者定位的重估,书籍意义关联的重构。你是选择科学主义还是诗性智慧,重在实用秩序还是偏向情趣随性,也许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享受摆放书籍的过程,它是“拾掇中的享受”。 (作者:俞耕耘)

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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