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成功，为人类文明进程作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智慧，也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研究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积极作用。”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历史方位，如何发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积极作用，如何为研判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与现代社会秩序提供理论参鉴，如何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而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世界性、人类性之意义等问题，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亟须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与理论问题。

　　基本特征

　　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其称自己为马克思主义，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基于自己的语境而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等，要么宣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过时论，要么认为马克思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理论的危机论，要么强调自己的传统无产阶级消失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采取解构主义、相对主义、工具主义色彩的解读。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理论立场、价值立场、政治立场等方面批判性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如坚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立场深刻把握资本主义危机实质，深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方法论机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放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人类文明思想史中进行规律性认识；坚决从“两个必然”立场批判性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重新界定新革命主体的激进观点，对其以泛化的多元价值主体政治斗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策略所表现出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复古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倾向，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的批判，强调回归阶级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实践特点。理论界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决定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辩证开放的理论态度。一方面，与时俱进跟进国外思潮的理论动向，积极展开思想互动与理论对话，主动自信地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原创理论话语对共同问题形成理论探讨与理论回应，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如针对遍及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国学者注重对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所实现的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引证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创新及其世界性、人类性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另一方面，重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甄别取舍。我国理论界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主张内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之中进行学理勘验，认真分析国外学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洞察，对其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批判思路保持开放性，积极求取吸收其在理论内容、研究方法、批判旨归等方面的经验意义，提取能够为我所用、切实回应社会现实问题的思想精华。同时，客观分析国外思潮的理论偏颇，舍弃其理论局限与偏失，有力回击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消解作用，为当代如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挖掘有益的经验，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思想镜鉴与实践路径。

　　坚守创造中国特色理论的建构性特征。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体现鲜明的自我建构路径：一是通过回溯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理论史梳整其思想特征，从学理上对比参证中国话语的建构性意义，尤其在回应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性问题方面，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注重主体中心的转换，越来越体现出与国外相关思潮形成平等对话意识。二是通过放眼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方位及其逻辑理路特质，深入挖掘其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或回应中国问题的建设性意义，不仅继续深化以小问题为切口的微观研究，而且重视反思时代大问题的宏大叙事研究。三是建构并完善独具特色的范式模型，将之作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四是认真总结2005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设立至今的实践经验。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的设立本身就构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建构的一次重要而有益的原创性贡献。因此如何走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体系建构与长期创新发展之路，如何在学科边界、学科破壁、学科前提等问题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各个二级学科有机融合，相互有别又相互一体，是学术思想研究与话语创新发展的自身聚焦点所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发展愈发成为持续焕发理论研究的当代生命力所在。

　　理论前沿

　　聚焦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展开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当代智能数字化科技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由实体经济转向数字经济，不仅带来新经济业态、新劳动形态、新发展机遇，而且强化了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趋势，激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紧跟西方左翼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并与之开展理论对话。包括对“非物质劳动”“认知资本主义”的概念史梳理，分析劳动要素的变革及对新劳动的解读，揭示数字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下的新对立关系或对立关系新形式，反思交换形式与交往形式的普遍更迭——劳动的数字符码化、数据的价值中介功能等问题，使数字资本主义从资本对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削，转向对非物质劳动生产的“虚拟性财富”的占有与剥夺。这种剥削的实现途径使目光再度投向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的运行特征，从生产领域分析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灵活积累的剥削模式；从法权关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凸显的虚假民主与不平等问题。不同于西方激进左翼思潮宣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我国理论界主张积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特别强调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中，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与劳动、资本主义内在结构性矛盾等科学论断，纠偏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谬误，与之展开深入的批判性理论对话。

　　聚焦生命政治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治理模式的反思。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相应的政治上的变化。伴随尚未平息的金融危机余波，西方社会又频生政治风波，美国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法国“黄背心”运动等一系列事件表明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内在弊病。席卷西方社会的逆全球化浪潮、民粹主义危机、国际难民与劳工问题、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问题等，引发当代激进左翼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尤其提出并聚焦“生命政治”这一新范式，批判“新帝国主义”“新霸权主义”，提出激进平等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策略。生命政治批判研究也成为近年重要的理论增长点。理论界一方面深入结合具体社会现实展开生命政治批判理论的概念解读和思想史梳理，如对数字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主导形式下的生命政治剥削的认识等；另一方面，通过生命政治理论的研究与反思，回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强调以唯物史观的立场原则方法辨别当代激进左翼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背离，及其多元价值中心主义主张对无产阶级阶级主体、历史主体的消解等。

　　聚焦社会加速与新异化危机展开当代文化价值批判研究。数字信息媒介与资本主义新运行方式导致异化的进一步扩散。法兰克福学派新生代学者在政治哲学批判转向中复兴异化批判理论传统，如罗萨认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加速共同构成社会加速的客观现实与逻辑结构，导致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行动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社会异化等新异化形式。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合著的《加速主义宣言》发表，引领了加速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批判的新路向。加速主义与新异化批判是对当代社会快节奏、碎片化等现象迭出的理论回应，反映了现代化进程普遍存在且日益形变的异化危机、价值危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这一热点在反思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象等问题时，主要在文化审美批判、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批判方面批判日常生活新异化的表征，人工智能、生物算法等数字技术与“竞速革命”之间的关系及其表现，批判性分析“慢速生活”“慢速美学”对实现美好生活的意义问题，在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加速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聚焦空间批判理论展开现代化城乡结构与城市治理研究。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主要抓住马克思对资本这一具有空间塑型特征的论断，展开关于城市空间规划、城乡差异、空间发展不平衡、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关系等问题的探索，从空间关系批判映射社会关系问题。他们主要站在地理学视角上，吸收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解构元叙事等思维方式，反叛历史主义的线性思维逻辑，强调从空间变迁史、空间体感、空间修复、空间结构、空间—时间—社会之辩证关系等方面，认识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对地理空间的改变、塑型、控制，达到在有限空间中制造无限利润空间的政治经济统治的，提出向非资本主义社会面貌改造社会空间结构的解放主张。空间批判理论所摄入的后现代思维使之生发出解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倾向，舍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始点与基本立场，滑向文化批判、审美批判、政治批判，虽具有虚无主义色彩，但其社会现实的批判方式仍给我们一定的思想启示。国内理论界一方面积极吸收相关理论的问题意识与经验意义，另一方面坚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辩证客观审视空间批判理论的偏颇，形成深刻关切现代化空间平衡发展布局与城乡发展、都市发展现代性问题的空间批判研究热潮。

　　聚焦生态环境危机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从20世纪“八大公害”事件，到2020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激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环境保护运动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方式之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迅速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坚力量。国内学界从引介解读国外的生态批判思想，分析西方社会的生态危机现象中发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分析生态危机之根源方面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即无法从制度性原因进行分析批判。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越发展何以使生态危机越严重的问题无法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答案，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最佳答案。因为这一理论指导所实现的生态革命是对一切既往生态思想、思潮的超越发展，其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鲜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认识资本主义及其生态危机是最有力的批判武器与武器批判。

　　前景展望

　　深化思想史论研究，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出去”。一是继续夯实深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理论研究。一方面，在一个主题论域下进行理论史追溯，有助于在理论辨别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法的学理支持，明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基于已有的国别史、学派史等思想史研究，结合当下正在延展着的概念史、批判史、观念史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厘清某一问题是否反映时代条件与时代精神，是否有可行的解决路径，是否有助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等问题。通过把脉理论发展史的逻辑进路，从中提炼、筛选有助于回应中国所需、时代所需的思想精华，使理论研究真正关切社会现实，践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二是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史回溯与反思，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历程中反思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出去”的理论道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史反映了我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信念、理念信仰、学术自觉。从思想史论相结合的研究角度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研究史，有助于总结分析外来思想本土化背后所依托的思维原则，所反映的理论传播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彰显的思想理论地域化演变以及理论史进化发展的特征，通过学术交流、理论探讨的渠道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外传播史与研究史。

　　强化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化史论研究，搭建中西马克思主义互鉴融通的思想桥梁。一方面，强化关于文化传统与思维特征的史论研究，挖掘马克思主义因地制宜本土化发展所遵循的原则、内在规律，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拓展多元文化视野以及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有关经验。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及其特点能够看到，来自于西方文化观念传统的诸如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取向、西方话语中心论的范式认同、西方话语霸权的默认等思维习惯往往成为阻碍其发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向度的桎梏，这既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两个结合”中实现理论与实践创新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启示，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提供了警示。另一方面，强化关于文化交融与理论共识的史论研究，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凝聚合力。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呈现着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造就了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群像”面貌，被称为二十一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基于时空条件的特异性而拓宽马克思主义的视界思路时，也不断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注入新的可能性条件和一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强化文明史论研究，参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与探索人类文明的光明前途。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研究，增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共鸣。百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新选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对中国文明道路与文明模式的世界意义的彰显；有助于在批判资本主义主题下聚合二十一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各种声音，凝聚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力。二是强化在文明史论研究中合理研判人类文明前途的理路，增强共产主义文明前景的命运共振。面对当代世界共同面临的精神问题、文化危机、制度临界、文明困境，中外马克思主义共同关心人类文明的未来出路，并将这一出路汇聚在共产主义理念中。然而，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谓“新共产主义”观念往往体现出某些复古主义、虚无主义的色彩，其不是强调主体政治对促动改变世界的或然性事件发生的基础性地位，就是寄托革命胜利于“有机知识分子”，或者躲进书斋专修社会批判理论却对社会变革嗤之以鼻，再或者扬言历史替代性选择而羞于迈出关键一步。这种给人以折中性、妥协性的唯唯诺诺之感恰恰反衬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道路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它恰恰是面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道路，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一贯原则坚实迈向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步伐，有力回应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执行力”不足的弊病，不断以不争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才是对要求“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最基本的发扬，才能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推动实现社会进步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解放事业。（作者分别系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