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文化血脉与文学呈现
发表时间:2017-03-21   来源:光明日报

  

  安塞腰鼓 陈美琪摄

  

  梁向阳 笔名厚夫,男,1965年生,陕西延川人;延安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主要研究当代散文、延安文艺与路遥研究等,业余从事文学创作。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奖、陕西省教学名师奖、陕西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著有《路遥传》《走过陕北》《当代散文论文研究》《边缘的批评》《心灵的边际》。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100多年前,英国传教士史密斯曾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的调查工作渐渐让我产生一种近似敬畏的谦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是有世界性意义。对这个地方了解越多,敬畏也就与日俱增。不管我们对延安的未来有何贡献,有一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延安的历史不会从我们开始,它的历史比亚伯拉罕还要古远,我们是永无止息的,各种各样访客中最晚的,也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员……”这位100多年前到过延安的英国人,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延安乃至陕北的独特性,回到英国后在其著述中有了上述判断。

  事实上,陕北不仅是现代史上中国革命的圣地,更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结合部,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可以这样说,陕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地理文化名词,具有丰富和沉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了解陕北文化,了解陕北文学,也是认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重要方面。

  陕北的地域与历史

  陕北高原从地域环境上讲,是黄土高原的有机组成部分。通常是指这样一个区域:北到榆林长城,南到秦岭北山,西到子午岭,东到秦晋峡谷。陕北高原在地理地貌上有两大类型区:一是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一是黄土高原的塬梁区。延安以北长期饱经风浸雨蚀形成的沟壑区,构成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大沟深、土硗地瘠的地理特征。陕北一方面宜耕宜牧,适宜于生产力低下时期多种民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又是连接中原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

  仔细检索陕北历史,发现中华民族的一些标志性文化符号如黄河、黄帝陵、长城与陕北有关;陕北的历史总与刀光剑影的战争直接相关。陕北高原长期处于草原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拉锯式的争夺状态。史料记载,从殷周至宋元的30多个世纪里,陕北高原上先后出现过猃狁、鬼方、土方、戎、狄、楼烦、匈奴、羌、氐、鲜卑、稽胡、党项、吐谷浑、女真、蒙古、高丽,以及来自西域的龟兹人、粟特人等20多个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长期错居。陕北人的人种,有杂交优势,男性多壮实剽悍、倔强豪爽,女性多窈窕娟秀,心灵手巧,人称“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

  独特的陕北文化

  “安塞腰鼓”中的陕北 陕北独特的地域与历史,造就了陕北文化。陕北文化呈现出这样几种状态:一是陕北山川地理文化,包括陕北的山、水等自然景观呈现的文化;二是陕北历史文化,即陕北这块土地在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三是陕北器物文化,如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与陕北人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的器具所呈现的文化;四是陕北的精神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的文化,反映在陕北人的气质、性格、行为处事,以及风俗习惯中。

  “安塞腰鼓”是陕北高原特有的地域文化现象,也是陕北人精神风貌的象征和符号,而这一切均与陕北古老的历史有关。

  陕北高原是连接中原农业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重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边关要地:秦始皇时期大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镇守陕北,筑长城,修直道,防止匈奴内侵;北宋时期韩琦、范仲淹、沈括等一代武将、文臣来到陕北,领导过抵御西夏人入侵的战争;而明朝时期九镇之一的“延绥镇”长城,几乎承担了明朝中、后期北方边境一半以上的防务。可以这样说,“安塞腰鼓”既是古代激励边关将士冲锋杀敌、浴血奋战的号角,也是将士们征战凯旋的欢迎曲。古代战争擂鼓鸣金的场面,永远地消失了。这种于激情和力量中的仪式,却深深地根植于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陕北的乡间,腰鼓成为一种娱乐形式,于浪漫中宣泄生命的激情,于诗意中追求永恒的精神力量。

  20世纪以来,随着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3年,以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安塞腰鼓”这种原来纯民间的广场文化形式,也渐渐走进庙堂,进入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视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安塞腰鼓”曾经在亚非拉走红;20世纪80年代初,在“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一炮打响的《黄土地》中,“安塞腰鼓”征服了西欧观众的心灵;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次大型的国家庆典,均有“安塞腰鼓”出场。“安塞腰鼓”所释放出的能量,不仅仅是陕北这块古老的黄土地的地域文化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坚毅不屈、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象征。

  陕北的鼓文化非常发达,除了有世界闻名的“安塞腰鼓”外,还有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陵抬鼓、黄龙猎鼓、志丹扇鼓等等,这叫“多鼓齐打,鼓舞催春”。

  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与陕北陕北民俗文化呈现在陕北人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中。陕北民歌与陕北说书,就是陕北民俗文艺的代表。

  陕北人爱唱歌,尤其是爱唱民歌。陕北有句俗语,“女人们忧愁哭鼻子,男人们忧愁唱曲子”。古人言,“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在陕北,不论表现喜、怒、哀、乐哪种情感,都是有歌有曲的。陕北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俗易懂,喜闻乐见,易于流传。

  从体裁上来说,陕北民歌种类很多,有山歌、劳动歌曲、小调、秧歌、风俗歌等形式。信天游,是陕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体裁。由于“信天游”声名远播,人们一提到陕北民歌,自然会想起“信天游”。“信天游”,也叫“山曲儿”“顺天游”。顾名思义,顺天而游,自然是民歌手们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地唱出来的。唱给大自然听,让它随风游走。它节奏自由,音域宽广,高亢奔放,成为陕北民歌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明珠。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诗人李季创作的著名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用信天游的格式写成的;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也是模仿信天游的典范。“东山里的糜子西山里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陕北民歌以其博大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自由的节奏,优美的旋律和精妙的语言,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留下了灿烂的一章。

  陕北说书这种陕北民间的说唱艺术,某种意义上是陕北民歌的一个变种,深受陕北人喜爱。陕北传统的说书艺人,基本上是盲人或半盲人,为了养家糊口,身背三弦或琵琶,手持木棍,走村串户招揽生意。他们说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分为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历史演义、公案传奇、忠臣孝子、农民起义、男情女爱等。他们的社会身份极低,往往被人们瞧不起。陕北说书真正获得新生,是“陕甘宁边区”时期。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陕北民间艺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成为文艺工作者宣传和介绍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陕北说书已不再是盲人借以谋生的一种手段了,它成为真正的民间艺术,它已经成为一种综合的说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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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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