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生死——就《温故一九四二》专访刘震云
发表时间:2012-12-20   来源:光明日报

刘震云近影

  记者:在您创作的诸多作品中,《温故一九四二》在您心目中居于什么地位?在写作方法上,它不仅和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小说不太一样,和您的其他作品也很不相同,不仅在叙述中夹杂了大量的评论,而且还直接引用了一些当时的史料。有人称之为“调查体小说”,您对此如何看待?

  刘震云:这是我唯一非虚构的作品,我认为也是我的小说里结构最严密的一部。

  《温故一九四二》由灾难一直到最后的离婚启事,征引了很多材料,但光是这些材料是拼凑不出一部小说的,它需要一个态度。小说里没有我的态度,有的是生活在1942年的很多人的态度。

  1942年有哪些人呢?其中蒋介石有一种态度,日本人有一种态度,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有一种态度,灾民也有一种态度,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等都有自己的态度。

  从当时的媒体看,《大公报》有一种态度,《中央日报》有一种态度,《河南民国日报》还有一种态度。

  谁的态度是最准确的?是灾民的态度。灾民的态度是什么?是面对生死的幽默态度。我觉得它考量的是作者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调查体小说。

  记者:“温故而知新”,通过直面1942年的这一场灾难,小说试图向今天的人们告知些什么?

  刘震云:在温故1942年的路上,最令我震惊的是“遗忘”。

  作为灾民的后代,我不知道1942年河南饿死了300万人的事,就是灾难的幸存者也遗忘了。我问我外祖母,她是1942年的亲历者。她反问我: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饿死人的那一年。她说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到底说的是哪一年?

  我不知道没什么,如果这些亲历者也不知道,这就证明在中国的历史上,像这样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太多了就不容易记清。

  除了“遗忘”本身,温故灾民对死亡的态度,也是让人震惊的。河南人在临死前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视生死如儿戏,背后显出这个民族特别的悲凉。

  记者:在《温故一九四二: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一书中,原著小说和剧本都有一个完整的呈现,二者的面貌有很大不同。小说中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比如对花爪舅舅后悔没当成台胞,采访蔡婆婆的故事等情节的描写等;改编后的电影剧本除了在主题上有所延续之外,人物几乎都是重塑的,故事性更强,悲剧色彩也更浓郁,有观众评价“很虐心”。冯小刚导演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还提到,剧本本身也历经了十几年的锤炼,前后变化很大,请您介绍一下其中的甘苦。此外,这部电影已经上映一段时间,您认为它在表现力上,是否达到了您的期待?

  刘震云:其中的甘苦,我觉得小刚在序里写得很充分了,他的序比我的剧本写得好。对于这十九年,他用了八个字概括:“不堪回首,天道酬勤”,就一言以蔽之了。对目前的电影票房,我很满意。

  记者:评论界近年提出一个“中原作家群”的概念,其中很多作家在当下文坛都有很大影响力,当然也包括您。多数豫籍作家的创作都和中原文化母体有着天然的、无法割裂的联系,您的很多作品也根植于那片土地。现在常年生活在北京,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刘震云:我现在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我观察世界的角度和对人生的态度,都是在老家形成的,这个“罗盘”至今还在起作用。我在外面迷失方向的时候,自然想到用老庄村的“罗盘”来纠正,我觉得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一介书生,对故乡也做不了啥,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南。这是我对故乡的一种眷恋,一种感恩。我来北京也有很多年了,北京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记者 吴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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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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