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士”与知识分子
发表时间:2016-05-20   来源:光明日报

冯谖弹铗图 (资料图片)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崛起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士,这批优秀之士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更宽广。孔孟二圣对于士的论述不断建构和充实着士的精神价值,不仅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士的崛起

  士,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

  士在甲骨文中作“┴”,杨树达训诂:“─”,象征土地;“│”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状(《积微居小学述林》),二者接合起来,便是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

  士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士是宗法制度的产物。孟子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下》)

  把士分为上中下三等。那么,什么人可以成为士?卿大夫的嫡长子继承父位仍为卿大夫,其余诸弟则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便成为庶人了。在那时,士是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群。

  到了春秋战国,士的含义再次发生变化,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涌现了一批优秀之士,他们不仅有知识、有技能,而且关心民瘼,热爱国家,有仁者之心。技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学鸡叫也是一种技能。简之,有一技之长的人均可以成为士。这样的士相当于今天的知识分子,但是其范畴要宽广许多。

  在这一时期,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出现了许多关于士以及养士的故事,在后者,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君子: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与齐国的孟尝君。孟尝君,姓田,名文,继承其父田婴的封地于薛(今山东滕县南),孟尝君是其封号。《史记》谓其“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对这些投奔他的士,“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在屏风后面安排一个记录员,记载他与士的对话。孟尝君对这些人很热情,“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士还未到家,孟尝君赠送的礼品已经给他的亲朋家人送去了。

  有一次,孟尝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饭, 人很多,“有一人蔽火光”,挡住了这个士的视线,看不清孟尝君吃什么,“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看到这个情况,“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这个人见孟尝君的饭菜与自己的并无两样,非常羞惭,觉得自己心胸狭窄,不配称士,乃拔剑“自刭”而亡。士就是如此有羞耻之心且勇于承担,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在孟尝君门下之士中,最著名的是冯谖。这两个人见面很有戏剧性。冯谖是“蹑蹻而见之”。蹻,是草鞋;蹑,是穿。蹑蹻,穿着草鞋去拜见孟尝君,可见冯谖之穷。孟尝君问他:“先生远辱,何以教文也?”这是客气话,背后的含义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冯谖说:“闻君好士,以贫身归于君。”回答得很坦率,因为贫困所以投奔你。孟尝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十天以后,问冯谖的情况,管宿舍的人说:“冯先生甚贫,犹有一剑耳,又蒯缑。弹其剑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蒯,是一种水边植物,其茎可以制绳;缑,是缠在剑柄上的线。古代的士往往佩剑,剑柄上多做装饰,冯谖因为穷,剑柄上没有任何装饰,只好缠着草绳,可见他的窘迫。那时的士,无论贫穷还是富贵,都是佩剑的。

  齐愍王二十五年,孟尝君被齐王派至秦国,秦昭王欲聘为相,但是有人进谗说孟尝君是齐人,如果任其为相,肯定会“先齐而后秦”而对秦国不利,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来“谋欲杀之”。孟尝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宠姬求救,宠姬说:“妾愿得君狐白裘”。然而,孟尝君只有一件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但是已经献给了昭王,再没有可送的。孟尝君乃遍问门下之士,结果是“莫能对”。这时,有一个位居最下坐的士说,他可以做到。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臧中”,把狐白裘偷了回来,献给了那位宠姬。宠姬得到“狐白裘”后“为言昭王”,释放了孟尝君。然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使人驰传逐之”。孟尝君带着门客们匆忙逃跑,“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孟尝君“恐追至”,惶急之时,又一个位居下坐的士说,他会学鸡叫,那就叫吧!从而引动群鸡皆鸣。不久秦兵追到,但是孟尝君已经出关离开秦国了。“鸡鸣狗盗”的成语便源于此。《史记·孟尝君列传》说:“始孟尝君列此二人于宾客,宾客尽羞之,及孟尝君有秦难,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后,客皆服。”

  针对这个故事,北宋的王安石写了一篇《读孟尝君传》,讽刺道:“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这当然是王安石个人的看法,不足为训。

  真实的情况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已然成为社会中独立的中坚力量。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时代的士,是齐国稷下学派的重要人物。一次,齐王派使臣去赵国,叩问孝威太后,也就是赵威后。赵威后问:“于陵子仲尚存乎?”使臣说:“在。”赵威后说:“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这样的人,上对君主不敬,下不管大夫之家,中不与诸侯友善。“那该怎么办呢?”使臣问。赵太后说,这样的人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何为至今不杀乎?”(《战国策》卷二十一《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

  赵威后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统治者对于陵子仲这类士的看法,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危险人物。

  于陵子仲这样的士,以道自负,不肯出仕,始终保持士的独立身份,而对当权者保持一种批评的权力。类似这样身份的士,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战国策》卷十一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位齐国人去看望田骈,说:“闻先生高议,设为不宦,而愿为役。”田骈说:“子何闻之?”齐国人回答:我的邻居有一个姑娘,“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这个姑娘立誓不嫁,但是三十岁时却生了七个儿子,这是怎么回事?田骈反问,这个姑娘和我有什么关系?齐国人笑道:“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您和这个姑娘一样,说是不做官,但是您比做官的还要富贵,“訾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矣”。您虽然没有做官,但是您的富有与排场却超过了官。这则讥讽士的故事,其真实性虽然难以印证,但却说明了士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身份独立,生活富足,有些甚至“訾养千钟,徒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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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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