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坎坷人生与思想智慧
发表时间:2016-05-19   来源:光明日报

  郭齐勇:儒学专家,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及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院长,珞珈杰出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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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这里用老子“不争”的思想,调节心灵。足见惩治腐败,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内一外相互作用。

  阳明是书生,但不是无用的书生,他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他叱咤三军,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作“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传习录》其书

  阳明一生著述丰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传习录》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中。

  作为阳明心学的最主要文献,《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多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这绝不是过誉之辞!

  当然,阳明著作不止《传习录》一本,他的著作被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有三十八卷,《传习录》只占其中的三卷;现今吴光、董平等学者们编了《王阳明全集》,卷数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阳明著作最重要的还是《传习录》。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这七本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以下第三部分专讲《传习录》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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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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