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崇德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基准
发表时间:2011-06-27   来源:文汇报

  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以价值取向定位,只有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两大种。中华文明之所以优越,就因为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明确提出了“道德”的概念,确立了崇德文化话语。但《老子》所言之“道德”,与今天使用的与“法律”相对而言的“道德”概念有所不同。今天所指“道德”,在古时属于“礼”的范畴。“道德”属于伦理范畴,但处于伦理的高端,“礼”则属于伦理的底线。今天通常认为“法律”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其实“礼”(游戏规则)也是约束人的行为的底线,只不过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底线。崇德文化之“德”,使用的是“道德”的古义,或谓“本意”。

  “承认”与“尊重”是道德的基础

  什么是《老子》所说的“道德”?

  还真本《老子》第一篇德章〔王弼本第三十八章〕,一上来就开宗明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在同一章中,《老子》又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可见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流行“仁”“义”“礼”的话语,是政治话语也是价值话语。它们内容不尽相同,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以个人(或者扩大的个人——家族)有所“得”为衡量标准的。而《老子》分别“上德”与“下德”的标尺,却是看他“不德”还是“不失德”。

  所以,“道德”话语的价值取向与“仁”“义”“礼”话语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仁”“义”“礼”话语的价值取向,就是一般社会的功利价值取向,而“道德”话语的价值取向,是“只讲施与,不图回报”。

  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来看,他对政治的价值判断,来自“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不是想当然。

  据文献与史料记载,若以政权性质来划分社会形态,中国先秦时期经历了推举制族盟社会、世袭制族盟社会、宗法制封建社会三个历史时期,秦朝的建立,标志中国从此进入宗法制集权社会。《老子》成书时代,正处于宗法制封建社会向宗法制集权社会过渡时期,而《老子》的政治理想是回复到推举制族盟社会。在《老子》的语汇里,道(上德)政、德政、仁政、义政、礼政,是和以上的社会形态相匹配的。在推举制族盟社会是道政,后期出现德政;世袭制族盟社会是德政与仁政;宗法制封建社会是仁政与义政,后期出现礼政,预示宗法制集权社会正在酝酿成熟。孔子倡导礼政,是不得已而为之,目的是对君主、权臣的权力有所约束,但正如《老子》预言的,礼政的结果必然是“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导致力政(强权政治)。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推举制族盟社会时期,整个国家由各部族联盟组成,所谓“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氏族部落),聚家而为国(邦国,氏族部落联盟),聚国以为天下(氏族部落联盟的邦联)”。中央政权的首领是各部族首领公推的,所以说“天下为公”。这样公推产生的中央政权首领的角色定位主要是仲裁者与调解人,对其基本要求是公平、公正,这也是农耕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自然要求。一方面,联盟的扩大有利于在必要时调集更多人力抵御外敌入侵,对抗严重的自然灾害,与从事必要的工程,使整体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另一方面,联盟的扩大,也必然带来内部矛盾的增多,一部分人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造成对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这就需要有人出来作调解与仲裁。

  农耕民族对首领的品质要求就是“德”。这与游牧民族对首领要求不同。游牧民族以战争为常态,要求首领首先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指挥官。而在今文《尚书》的《尧典》、《舜典》与《皋陶谟》等中可以看到,尧、舜、禹时代对君王的唯一要求就是“有德”。《老子》更把对“德”的认识提升了一层,提出“上德不德”。这个“道德”价值观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就是被承认”。“价值就是被承认”的观点,一般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老子》从这一般人易于接受的逻辑前提推出结论:被尊重来自主动舍弃功利回报。

  从崇德文化角度看,人类历史曾经也是合作关系,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起了纷争,以强凌弱,迷失于崇力文化,但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的日趋恶化开始使人警醒,这是对人性善的回归。中国古代有“性善论”与“性恶论”。最大的“善”行,就是“道德”,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行”,不仅是“我追求自己的理想,同时尊重他人追求自己理想的权利”,而且是以帮助他人按天性实现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这就是《老子》说的“以德治国”。 

责任编辑:王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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