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助中华文化四海生根
发表时间:2017-02-15   来源:人民日报

    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都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们在海外研究汉字、出版中国图书,用真情推动中华文化,把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加拿大出版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 资料图片

    帕奇·亚当娜:推介优秀的中国儿童书籍

  驻加拿大记者 吴 云

  “我要利用我的知名度,更多宣传和出版中国儿童书籍,和中国的出版界同行分享国际出版业的经验。”加拿大出版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基金会主席、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对本报记者说。

  亚当娜在危地马拉出生长大,由于小学同学中有华人的后代,她自小就接触到中国文化。1978年,她在加拿大创立了Groundwood Books,立志出版加拿大一流的儿童书籍,也把世界各地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到加拿大。

  早期华人移民在加拿大的遭遇深深触动了亚当娜。她说,当初华人来加拿大修铁路,为加拿大作出了很大贡献,不少人都献出了生命。铁路修好后,政府却对留在加拿大的华人征收人头税。亚当娜主动在加拿大出版了一批真实记录了早期华人移民遭到歧视的华人作家的作品。

  为了把中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加拿大,亚当娜与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建立了联系,还与中国的出版界人士建立了友谊。2006年,亚当娜多次到访中国。她认为,中国一些小学鼓励孩子们为快乐而读书的做法值得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学校效仿。她还推动中国儿童出版界与伊朗、阿根廷等国建立了双向合作联系,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她眼中,一本好书一定不是为了说教而写。如果书中确有哲理,这些哲理也是通过人物和情节自然展现的。孩子们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他们喜欢真实的人物,喜欢看书中的孩子如何走出困境,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成为快乐的孩子。她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任何主题都可能产生好故事,但是,无论什么故事都不能扭曲现实,而是要反映孩子的真实境况。比如,高洪波所著的 “快乐小猪波波飞”,故事的主角是只小猪,这只小猪遇到了各种事情,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这样的故事能让孩子感受到那只小猪就是自己的化身。

  亚当娜坦言,向世界推广中国儿童文学作品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其一是没有专门从事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群体,要找到合格的翻译很困难。建议中国效仿法国、瑞典等国对翻译工作进行补贴;其二是世界绝大多数非中文书籍都被世界六大出版集团垄断,商业化和同质化严重,比如《哈利·波特》《饥饿游戏》以及有关吸血鬼的书等都同时有几十个版本,要把一本中国书籍推向市场难度不小。

  “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无处不在,我们需要更加了解中国。这个想法使我知难而上,要把更多中国书翻译成英文。”亚当娜说。

  亚当娜认为,中国只有通过出版优秀作品,才能成为世界文学大国。“中国市场巨大,中国出版界不必追随其他国家的商业模式出版中国式的《哈利·波特》或《饥饿游戏》,完全可以出版更具特色的作品。期待中国作家们写出更多原汁原味的作品,把中国文学一步步地推向世界。”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记者 李永群摄

  汪德迈:用毕生精力研究汉文化

  驻法国记者 李永群 王 远

  走进法国汉学家汪德迈老先生的家中,如同置身书的海洋:从门口走廊边,到客厅茶几上、沙发旁,全是成堆成摞的书,大多是中文书,诸如《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华儒学通史》等,还有成排的《中国年鉴》。客厅墙上是一副中国书法对联,雕刻画面的牛角、中国瓷器、中国书简等工艺品随处可见。

  “我现在看东西比较费力,但还是每天读书,继续研究,也还在写东西。”汪德迈绕过一堆书,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向记者介绍,“夫人在世时曾抱怨,家里到处都堆着我的书,她都没地方放自己的东西了。”

  88岁高龄的汪老说起自己的汉语启蒙老师,仍记忆清晰。“我的第一位中国老师,是二战末期在法国留学的陈容升,他教我汉语,还写了一本《我说中国话》的手册。回中国参加革命前,陈容升把我介绍给法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李志华。”

  17岁时,汪德迈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同时学习越南语、哲学和法律。此后,他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还著成《法家的形成》一书。在亚洲生活的15年里,汪德迈都在研究中国文化。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师的饶宗颐还在自己家里给汪德迈“开小灶”,教他学习《说文解字》,识别书简、甲骨文。

  回到法国后,汪德迈于1966年在法国南部的埃克斯—马赛大学开设了中文系,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那时,这所大学的校长不从事中国研究,但也知道中国将来要成为非常重要的国家,就在自己的学校开办了中文系。”汪德迈说。

  又过了七八年,汪老回到巴黎第七大学担任东亚教学与研究机构负责人,之后又到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授儒家思想史。“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有研究中国佛教和道教的专家,但是没有人研究儒教,因此我决定教儒学的历史,就这样一直教到退休。”1980年,汪德迈获得被誉为汉学界诺贝尔奖的 “儒莲奖”。

  如今,汪老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走一走。“中国文化很有意思,比如它的文字是从占卜演变而来,与西方文化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汪德迈认为,法国不少杰出的汉学家都是通过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国文化的,属于“阁楼派”,他本人更愿意与中国人聊天、讨论问题。

  汪老上大学时,二战刚刚结束,中文系只有13名学生,现在,法国的中学和大学里学中文的学生有大约5万人。“近年来,我感到一种变化,就是西方越发希望中国文化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帮助人类社会发展得更好。”

  汪德迈说,他这辈子除了研究中国,就没干过别的事情,“用一生来研究一个国家和一种文化,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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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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