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访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皇甫谧

孙思邈

欧阳修的《灼艾帖》

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

　　中国灸法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中医宝库中，无疑是中医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一根针、一炷灸、一碗汤”，构成了中国中医的传统三宝；“一针、二灸、三汤药”，形成了中国中医的特有方法。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走访时都能感同身受的。

　　在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里，我们举目皆观灸法、两耳皆闻灸法、开口皆言灸法。在广泛涉猎、深入分析、认真思考之后，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在中国的医学宝库中，灸法的地位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灸法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以其便捷的治疗方法、迅速的治疗效果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同。中国灸法，不愧是中医皇冠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

　　灸法溯源之七：

　　浩瀚医典 独居前潮

　　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艾灸”是一个最古老而频繁出现的话题。这个话题在种类繁多的中医典籍之中使用频率最高，足以说明灸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无法割舍。人们喜爱灸法，灸法也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丰富了其内涵。

　　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已知首次记载灸疗的的医学典籍。而在同时代的不少非医学书籍中，也有不少灸疗的记述。如《左传》中提到，公元前581年医缓给晋景公诊病时曰：“攻之不可，达之不及”。其中“攻”字，一般认为应当作“灸疗”。非医药文献中最早提及“灸”字的，则见于《庄子·盗跖》篇：“丘（孔子）所谓无病而自灸也”。《孟子·离娄》篇，还提出了艾灸“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 由此可知，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灸法不仅在医学著作中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疗法普遍应用，而且一些非医家亦多用灸疗，说明灸疗之法已经相当盛行了。

　　学术界普遍认为，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针灸医学的重要形成时期。其主要依据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诸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针灸甲乙经》等一批灸法奠基之作。最早对灸法开展理论研究的典籍，就是《黄帝内经》。到了东汉，便有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和皇甫谧所撰《针灸甲乙经》。到了两晋至唐宋时期，灸疗专著开始大量出现，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灸疗专著是三国时期曹翕（曹操之子）所撰写的《曹氏灸方》；我国首部人体穴位灸疗图谱是《灸法图》和《灸经明堂》；还有记载专病灸治经验的《骨蒸病灸方》、《黄帝明堂灸经》等灸法专著。至宋代，灸法专著更是不断出现。如闻人耆年之《备急灸法》一卷，是我国首部灸治急性病证的专著；而庄绰《灸膏肓俞穴法》一卷，则是防病保健灸法的专门典籍；另有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等。这些专著在不同时代，由各大名医从不同角度记载和总结了古代医家灸疗经验。

　　灸法专著，专著灸法，此乃必然。可是，在许多并非专著灸法的重要医学著作中，灸法却常常被作为重要的内容被载入，成为了喧宾夺主的“主角儿”。晋代名医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大量收集了当时及前人治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灸方。全书才109条针灸医方，灸方就占94条之多。唐代活到103岁的名医孙思邈，后世尊崇为“药王”。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也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上，他又增加多种隔物灸疗，如隔豆豉饼灸，隔泥饼灸，隔附片灸及隔商陆饼灸等。明代名医张景岳在所著《类经图翼·卷十一》中，专门辑录明以前几百个灸疗验方，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几十种病证。另在《景岳全书》9至36卷所论述各科70余类病证中，有20类提到针灸疗法，其中涉及灸方的多达15类，并详细论述了灸疗的治疗作用。

　　灸法溯源之八：

　　本正源清 众派归一

　　纵观中国灸法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灸法一直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它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健康要求的提高而提高。也就是说，中国灸法的发展，就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健康史。它是人类根据健康的需求，而不断探讨、发现、完善、提高的。而这种提高的过程，又是在一个自发的、自主的、自由的，不断正本清源、吐故纳新的环境和氛围中进行的。在这个领域，人们不受任何的思想束缚，也没有什么权威理论的禁锢。只要你有丰富的实践、翔实的例证，这就是灸法千年不衰的硬道理。当然，也有从理论和学术上进行研讨论证的。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对灸法开展理论研究的鼻祖，非《黄帝内经》莫属。这部产生于秦汉之际的医学巨著，把灸疗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进行系统介绍，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灸法的基础。到了东汉，皇甫谧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撰写出十二卷《针灸甲乙经》。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他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可以说，在发展、突破《黄帝内经》的基础上，皇甫谧以《针灸甲乙经》奠定了针灸学的理论基础。

　　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所撰《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对灸疗的应用和禁忌症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阴证宜灸、热证忌灸”的观点。他指出，灸疗宜于三阴经病，或于少阴病初起，阳虚阴盛时，灸之以助阳抑阴；少阴下利呕吐，脉微细而涩时，升阳补阴；或厥阴病手足厥冷，脉促之证，灸之以通阳外达；脉微欲绝者回阳救逆。他还指出了灸疗的禁忌，范围包括太阳表症、阳实热盛、阴虚发热等。灸疗应用和禁忌症的提出，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唐代，名医孙思邈则针对“热证用灸”作了有益的探索。他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之中载述了大量灸疗内容，在灸疗范围上有较大的扩展。特别是如热毒蕴结之痈肿，以灸疗使“火气流行”令其溃散；另如对温热病及消渴、失精失血之阴虚内热病证等，均用灸疗取效。这显然是对张仲景“阴证宜灸、热证忌灸”观点的纠正，也是对灸疗法的补充和完善。金代医学家刘河间也不囿于张仲景热证忌灸之说，明确指出“骨热……灸百会、大椎”等，并总结了引热外出，引热下行及泻督脉等诸种灸疗。从张仲景和孙思邈等名医大家的论证中，不难看到灸法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真理。

　　敢于对前人说“不”字的，在灸法研究领域还大有人在。在古代，认为艾叶性寒、有毒的观点大行其道，且多有文献记载。而明代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却依据自己丰富的医药理论知识和多年应用艾叶的实践经验，对此观点给予了批驳。他在《本草纲目》中指出：“艾叶生则微苦太辛，熟则微辛大苦，生温熟热，纯阳也。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带漏之人，以艾和归、附诸药治其病，夫何不可？而乃妄意求嗣，服艾不辍，助以辛热，药性久偏，致使火躁，是谁之咎与，于艾何尤？”这段话的意思是：艾是好药材，可以取真阳、回元阳、走三阴、逐寒湿、透诸经、治百病，即无毒也不会生寒。用的不对路子，是自己的过错，怎么能够归咎于艾这种草药呢！李时珍用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纠正了前人对艾叶有毒的说法，给灸法的主要材料艾叶正了名。

　　由此看来，中国灸法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杂音不断、各家有说，但灸法有益于人类，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中国灸法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中都毫发无损，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灸法将以其独有的魅力，为人类健康作出更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