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典故叫“江郎才尽”，说的是南朝文学家江淹，年轻时才华横溢，晚年后文思衰退。《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梦到一个叫郭璞的人向他讨还一支笔，于是他就从怀里拿出五色笔还给了郭璞，“尔后为诗绝无美句”。

　　“江郎”何以“才尽”？事实上绝非梦境中被迫还笔所致，而是现实中主动弃笔造成。江淹本来出身贫寒、读书刻苦，后来官运亨通、生活富贵，诚如他在《自序传》中所言：“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正因如此，他便再也写不出佳作了。

　　由此想到比利时作家梅德林克写过一篇描写“蜜蜂现象”的小品文。蜜蜂在蜂窝蜜少的情况下，很爱发怒、很能战斗，只要受到侵犯就会蜂拥而出，把人螯得满头满脸；而在蜂窝蜜多时则不然，如遇到来犯之敌，便会一头钻到蜜桶里贪婪地吸食，直到把腹部胀得很鼓很圆，这样就难以弯到放刺的角度，进而伤不到人了。蜜蜂饿着肚子时很有战斗力、胀了肚子后失去战斗力，与江淹穷苦贫困时成才、荣华富贵后“才尽”，是一样的道理，都属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问题是，为什么人在“忧患”中功成名就，而在“安乐”里功败垂成？这就涉及到了奋斗的话题。根本上讲，江淹成才是因为坚持了奋斗，“才尽”是因为消解了奋斗。古往今来，“江郎”并非一人，“才尽”不止一例。作为个人，有的最初赫赫有名、最后碌碌无为；作为团队，有的当初步步前进、之后节节后退；作为政党，有的起初欣欣向荣、随后奄奄垂绝。这除了客观偶然因素外，更多在于主观必然因素，说到底就是没有一如既往地奋斗。

　　平心而论，趋乐避苦、喜易畏难是人之常情。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说：“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如果说在确实艰苦的环境里，能否愿于奋斗、敢于奋斗、善于奋斗是一种考验，那么在告别艰苦的情况下，还能否继续奋斗、接续奋斗、持续奋斗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因此，从“江郎”为何会“才尽”到“江郎”如何不“才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有这样一个例子：泰山半腰有一段平路叫“快活三里”，游客经常在此歇脚，但挑山工一般不在这里久歇，否则久歇无久力，更难登上“十八盘”。从这个意义上讲，要不要奋斗，就看是想当游客，还是想做挑山工。既然要奋斗，就不能像前者那样轻装前进，而应像后者那样负重前行；既然要奋斗，就不能像前者那样随欲而歇，而应像后者那样坚持不懈。巴金有句名言：“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无论是在艰难困苦中，还是在舒适快乐前，奋斗的脚步都不能停。惟有这样，方能在不断奋斗中增长才干、有所作为。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共产党人的奋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如今，虽然我们早已走出物质匮乏的年代，民族发展变大变强、人民生活向上向好，但在奋斗的征程上仍有“艰苦”相伴相随。除了奋斗本身的艰辛劳作之苦，更有奋斗背景的艰难险阻之苦。由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建设上存在不少短板、面临很多重担。特别是随着脱贫攻坚战进入后半程，改革攻坚战进入深水区，越往后越是硬骨和险滩……这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现在行进的还不是“快活三里”的平路，还不能“歇歇脚，喘口气”，还需要从对这种“艰苦”的感悟中，进一步焕发奋斗的热情，激发奋斗的动力，燃发奋斗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贪图安逸、乐而忘忧，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做到这一点，需要的不但是清醒，更是信念。（匡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