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至2月3日（腊月廿三至腊月廿九）全国将迎来春运节前客流高峰。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全国范围内从特大城市或省会城市向周边城市迁徙的“反向春运”特征明显。中国铁路总公司也表示：“铁路春运反向客流连续四年增长9.1%左右。” 

　　春运，节前集中回乡、节后扎堆返城的人口“大迁徙”，是蔚为壮观的人类奇观；反向春运，指人的逆向洄游，要么到大城市过年，要么举家出门旅游。春运，是依托快速而剧烈的城市化浪潮，大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们来到城市打工，他们要一起回家；反向春运，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和生活都事实性地存在于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有了认同感，“老家”衍生成了地理概念。如果说春运的出现，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见证，那么反向春运的出现，则体现了传统故乡情的式微和城市化进程的加深。新的语境下，身心安处即为吾土，即为故乡。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乡土性”归纳了三个特点：其一，“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其二，不流动性。靠农业谋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人与空间的关系相对固定。其三，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缓慢的特点使乡村生活很富于“地方性”特点，聚村而居，终老是乡。这有效解释了为什么故乡是一种“留恋式”的存在，它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更多是一种情感认同。在交通不便的古代，故乡被赋予特别意义，不仅“低头思故乡”“月是故乡明”，而且落叶总要归根，家书都抵得万金。但在交通发达以后，乡下人不仅能离开泥土，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谋生方式，流动性大大增强，传统熟人社会也趋于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故乡慢慢褪去了文人构想的那层“迷思”，变得真实起来。 

　　时下，对许多“城一代”来讲，当他们再次提及故乡，也许更多是眷恋双亲，或好友美食；而对大部分“城二代”来讲，籍贯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不再是安放感情的地方。有人把回家比作鱼儿的洄游，这其实有待商榷。鱼的洄游是为了生存需要，对人类来讲则不必如此，大城市比农村要方便得多，回家更多是出于一种情感慰藉，如果连情感上的慰藉都很少了，又有什么非回家不可的理由呢？想通了这一节，人就不必要死守陈规，不必要总是怀有沉重的乡愁，只要家人团圆的主题不变，无论人们在哪里、在做些什么，那么春节的意义就会只增不减。况且，反向春运还有诸多现实依据：回老家“一票难求”，到城市的票却绰绰有余；小孩刚出生不方便，工作缠身走不开等，都可以考虑把老人接过来一起照料。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不仅是传统的故乡情在变化，在自由的人口流动环境下，人的一生还可能有多个落脚点。你可能生在农村，在城市上大学，又换了一个城市工作，在不同的地方结婚、生子。去年，有一些城市展开了“抢人大战”，有的地方送户口，有的地方送大礼包，总而言之，都是在想尽办法吸引人。与此相比，农村慢慢出现人口流失的趋势，这意味着费孝通笔下的那个“乡土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被故乡绑定，从生到死都在一块土地上，而是可以自由选择落脚点，自由地选择想要的生活。正如今天的人们会选择反向春运一样，当人们越自如地流动，我们的老家，又何须限在“长安与洛阳”呢？（扶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