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适者生存”可以获得优裕的生活，而代价也是高昂的；那些逆流之中的“不适”者，却可以“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这一周有一个重要的节日：教师节。时至今日，教师节最让人挠头的问题就是：该给老师送多少礼（送与不送居然不是问题了）。

　　逢年过节，对中小学老师正常的心意表达当然还是广泛存在的。但不知从何时开始，部分家长改变了表达的模式：从写贺卡变成了送钱、送礼、送卡，从孩子动手变成了家长操办、孩子送达。以节庆之名用钱物疏通与教师的关系，家长的出发点无非是两类：不是在正常的教学之外期待超常的照顾，就是在不正常的教育之中期待寻常的对待。前者就如房产商贿赂卖地官员，后者仿佛囚犯家属买通狱卒。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孩子都会认为自己无法通过努力赢来平等和尊重，最纯洁的师生关系也需要“孔方兄”开路。于是，家长“一切为了孩子好”的初衷演绎出的是“金钱压倒一切”的潜台词，孩子的尊严和人格也相形见绌。这种矮化，必然会对孩子的潜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反对者说，这影响也没什么不好，既然环境无法改变，惟有“适者”才能“生存”。但他们可能忘了，人有两个角色，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前者与利益相关，后者与“自我”相连。学者刘再复在《读书》杂志9月刊上撰文说：“适者”只是适应外部环境的选择，没有自己的选择。适者可以成为社会的顺民，但难以成为自己……不要让忙忙碌碌的功利活动埋没了“人”，从而偏离了人本身的轨道。人本身的轨道是由“诚实”、“正直”、“善良”、“同情心”等基本材料铺设而成的，是区别于禽兽而使人之成为人的基本品格构建的。

　　人之成为人，不仅要有这些良好品德，还需要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自由。近日，杭州图书馆允许乞丐入内的做法引发热议。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该馆一位工作人员说得好，“这也算新闻吗？我们一直觉得，这是公共图书馆本来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句话点出了问题关键所在：在某些人的观念里，弱势群体就没有求知的自由。而人一旦被剥夺了这种自由，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意大利作家、奥斯威辛幸存者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一书中说，在集中营里，许多人看起来死于饥饿、寒冷、疲劳和疾病，“但若更仔细地审视，他们的死要归因于信息的缺乏”。在与信息和知识绝缘之后，苦难很可能会让人的精神力量消磨殆尽，陷入崩溃的境地。

　　世界发展得越快，人越容易焦躁不安，人的本真与自由越容易湮没于对功利的追求之中。在近日落幕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华人导演蔡明亮凭借电影《郊游》获得评审团大奖。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西化的亚洲城市，让我感觉似乎处于无地基的浮动状态，有一种长时间焦躁不安的氛围。我们好像永远生活在工地里，房屋、马路、捷运不停翻修拆建之中，有更多开发，也有更多遗弃。一直以来我的影片从不避开这些景象，那些正在搭建的水泥工地，或是残败的楼房废墟，只不过是一再展示出现代文明开发的疯狂特质和荒谬的丑陋代价。

　　世俗角色与本真角色，自我的存在与世界的荒谬之间，本就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不断遗弃美好的环境里，人必须在被动适应与主动坚持之间不断地作出抉择。追求“适者生存”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而代价也是高昂的；那些逆流之中的“不适”者，也许会孤独寂寞，但却可以像诗人荷尔德林说的那样：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张 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