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近日公开发表声明，对某公司拍卖钱钟书，杨绛、钱媛的私人书信一事表示反对。杨先生认为这些书信是朋友间的私人书信，是最私密的交往，作为商品拍卖情感上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杨先生发表的声明，负责拍卖的中贸圣佳公司称，他们只对委托人负责，拍卖将如期举行。书信的收件人，上世纪80年代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说："这件事不是我做的，是我朋友。"但他并未透露到底是谁所为；而拍卖公司也同样守口如瓶。因为，为委托人保密是行规。

　　作为公众，我们很好奇，李国强是书信的收件人，如果不是他将这些书信提供出来，他的朋友如何能够获得这些书信，如何又能够作为委托人提交给拍卖公司？

　　拍卖私人信件的事情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多发生在当事人逝世的情况下。而此次，由于当事人杨绛先生还活着，她的反对声音必然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极大震动。

　　在快速变动的信息社会当中，公众对于私人信息的公共边界问题越来越关注。私人书信能不能公开拍卖，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文化话题，现在也变成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公共话题，一个更多人关心的法律问题。

　　这一事件必然会引起法律界的广泛讨论，虽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法律界多数声音认为这个拍卖不仅违法，而且违反社会文化的基本规则和公共秩序。大家基本的考虑在于，拍卖私人信件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通信秘密权、隐私权。

　　该如何保护私人信件，各个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法律，但各个成熟的法律体系中，从各个角度都有一定的约束。每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这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共识，公开拍卖私人信件显然是违反这样的共识。

　　法律界的声音也不完全一致。有一种声音认为即便是这种行为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也不违法。因此，这个事情如何收场，需要法律界和相关部门给出一个最清晰、最大共识的法律判断。

　　这个事件还有值得期待的一点是，这件事能让公众搞清楚私人信件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来保护它。也可以更广泛地引发公众对于带有隐私权、著作权特征的一些私人间交流的信息该如何保护，得到更准确的法律界定。这是这一拍卖事件带给互联网时代隐私保护的副产品。

　　另外，我们希望关心这件事的人，除了关心事情结果，也能拿出出一点精力去关心钱先生杨先生的著作本身。他们毕生的心血不凝结在被拍卖的书信中，更多地在他们的著作里。 (杨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