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视一则有关幸福的调查节目广受关注。电视画面中，记者在街头找人随机采访，开口便问：“你幸福吗？”面对记者的突然提问，被采访者有的不知所云、有的面露难色，还有人回答“我不姓福，我姓曾”。“你幸福吗”也因此成为当下不少人的新问候语。

　　和开心、快乐、满足不同，“幸福”的概念更加抽象，其所指的内容也更宽泛。因此，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谈论幸福才能实现有效沟通。就像“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这三个“终极追问”，虽然是哲学家的终极命题，但也是普通保安员的工作用语。没有哲学探讨的背景，在面对大门保安三个“终极追问”时，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停下脚步，去跟他做一番认真的探讨。

　　从采访技巧上来看，“幸福调查”的方式还有可以提高的地方，记者应尽可能地与被采访者从容、自然地沟通。但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幸福调查”却又是十分成功的，它在当下浮躁的舆论环境中，成功地设置了一个议题，让大家开始去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幸福。

　　幸福调查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根本原因在于它切中这个时代隐藏在每个人内心的疑问：我到底幸福吗？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他们吃上了肉、蛋、奶，又开始担心食品质量问题；住上了大房子，又担忧起了高房价；开上了小汽车，又不得不面对交通事故和拥堵；就连休闲游玩，还要去挤那汹涌的人潮……当年梦想的幸福生活一旦变为现实，反而让他们感到更加焦虑。

　　这种普遍的焦虑感，不是发展的“副产品”，也并非我们的社会所独有，而是现代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社会学家认为，在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个体常常被各种社会潮流冲击，原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再被打破、重建，苦苦挣扎尚不能完全适应，自然无暇去顾及自己内心的感受与幸福。

　　为了寻找幸福的答案，探险家丹·比特纳曾奉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之命，探访丹麦、新加坡、墨西哥、美国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这四个世界公认最幸福的地区。结果发现，无论是高度发达的丹麦，还是绝对贫困人口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墨西哥，人们获取幸福感的方式与发展经济似乎完全不相干：丹麦高达68%的税率背后，是整个社会创造的信任、宽容和均衡；新加坡则表现为一个十分高效和廉洁的政府；墨西哥虽然贫穷，但信仰和“过度参与社会活动”为人们带来满足感；而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则是从“经济优先”转向了“最大化地提高生活质量”。

　　人民不幸福，则增长无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交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的幸福感。经济发展后的不幸福感，比贫穷落后时更值得警惕。“幸福追问”让我们看到埋藏在普通人心里的幸福感知，也启发全社会关照每个人内心的焦虑和不幸福。而消除公众的不幸福感，增进公共的“幸福福利”，变“增长中国”为“幸福中国”，也将成为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所在。（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