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给营员们作报告

　　1929年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做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我们一家三口搬到清华园。那时没有清华附中，小学毕业都要到城里念中学，城里跟清华距离非常远，校车每天有几趟穿过农田进城，所以同学们到城里念书都住校，我也这样进了崇德中学（现北京市第31中学）。崇德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知道父亲做了很正确的决定。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发现我数学的本领很好，可是他的想法是“这个孩子数学本领很好用不着着急，可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道的恐怕不够多”，所以特别需要补充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初中的两个暑假，父亲找了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则良，丁先生在文史方面有很高造诣，父亲请他每天早晨给我补习《孟子》。两个暑假我把《孟子》从头到尾背熟了。因为丁先生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他给我讲到中国历史上种种事件，使我对中国古时候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兴趣。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确的。

　　反观现在，不仅在中国，我们不停地在报纸上看见某某人的孩子12岁就进大学了。十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碰到了一位马来西亚华裔父亲带着一个12岁的孩子，他说孩子非常聪明，马上就可以考大学了。我考了考这个孩子，果然觉得他很聪明。可是我给了他们一些建议，我告诉他我父亲让我学《孟子》的故事，我说“你这个孩子已经学得很快，你何必要着急呢。而你要特别训练他，现在就把他送到大学去，对他的身心发展是不利的”，我劝他不要把孩子送到大学去。他没有听我的话，把小孩送到了当时的马来西亚大学。最近我到新加坡打听了一下，当时很有名的孩子，现在已经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在崇德念了四年，从初一到高一。崇德有一个很小的图书馆，我常常进去浏览，我劝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做这件事。中国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哲学是希望孩子们“专”，“专”有它的好处，可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使每个小孩不敢把知识面扩充开。那时候崇德中学的图书馆只有一间小屋子，可是这间小屋子对我有很好的作用。这里有一个月刊杂志叫《中学生》，我从《中学生》里学到了很多。我在初一时看杂志上的一个数字游戏，就了解了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排列”、“组合”。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看到另一本书叫《亚洲腹地旅行记》，作者是瑞典人，他20世纪初到了中国新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他差点丧失了生命，看了他的书，我也特别想哪一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还看到了一个英国天文物理学家写的书《神秘的宇宙》的译文。这本书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书中描述的是20世纪头30年物理学的大革命，即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些革命的精神介绍了一下，我看后感觉震撼而激动，觉得这是值得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1937年抗战开始，我们全家离开北平，回到合肥，1938年到了昆明刚刚成立的西南联大。刚去时没有房子，在城西北郊外盖一些茅草房，一个茅草房里放20个双层床，可以住40个同学。就在这样非常简陋的宿舍里我过了6年的生活。当时非常简单，饭堂没有板凳和椅子，大家都站着吃，饭是粗米，里面常有糠皮、小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