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财新网报道说“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报道援引了一份研究报告的部分数据，这份报告发表于2012年1月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报道发表后，引起了不少讨论，很遗憾，“干部子女”一词喧宾夺主，这篇考察50年来“教育政策的实施效果与社会影响”的论文，其大纲大目始终不被提及。我详细读完该论文后发现，这种选择性讨论，与媒体报道的角度选择存在很大关联。

　　此项研究的主要依据是上述两校学生约15万张的学籍卡片。其中涉及到父母职业对子女获得精英教育的影响。

　　现代社会，教育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的名额仅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比例，并常常为多数科举世家所占据。民国大学初建，也有着明显的贵族化倾向，工农子女很难上得起。新中国以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工农子女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所以，它和引人瞩目的社会政治革命一样意义深远，堪称“无声的革命”。

　　关于被媒体充分强调的干部子女比例，报告显示：“从1952年的11%上升到1973年的22%。1990年代初期达到30%以上，到1997年更是高达39.76%，干部成为比例最高的父辈职业”。但论文马上解释，改革开放以后，干部子女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

　　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而非党政干部的子女。“干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研究者已经指出，论文所称“干部”不仅仅是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论文作者之一梁晨在3月24日通过中国之声再次解释，这不是一个“官”的概念，而是比较宽泛，如车间主任或教导主任都归于此类。换句话说，论文里用的“干部”，不是一个政治身份，应更靠近经济收入的标签。以此看来，坊间基于“干部子女上北大”的许多议论，均不免误植和预设立场而失之偏颇。

　　这项研究的一个亮点在于它对中学教育的分析：排名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80%的北大学生，越是不发达地区，重点中学越重要。中国教育的无声革命，起点在于基础教育，而地方重点中学的高额择校费，阻碍了这一革命前进的步伐。

　　当前，民众对教育的弊病、“官二代”的挤出效应已经深恶痛绝。同时，宏观上的教育不公，如北大在北京的招生配额远远高于外地，北京生源进北大的几率是外省生源的10倍以上。对于这些现象，媒体当然有批评的责任。

　　然而，任何批评，都应该遵循公允原则。媒体报道为了迎合一些社会情绪，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忽视应该辨析的细节，过分强调官二代等身份标记，显然有悖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其后果，很可能是加剧社会族群的分裂与对抗，于教育公平并无益处。（黄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