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创富和守富的秘诀
苏敏

  《礼记·大学》有章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这句话反映了中国人价值观中关于财富和仁德之间的辩证法。东汉大儒郑玄将这句话注解为:仁人有财富则务于施与他人,以此立身立名;不仁之人则将身心投入敛财,单纯追求财富积累。“仁者以财发身”的道理经世事磨砺,成为了儒家的经典要义之一。

  甲骨文中的“仁”字的图像是“二人”。“仁”字做名词用,表示两人合二为一的状态;做动词用,表示双方维护共同利益的行为。“仁”与“不仁”是背道而驰的两种行为:“仁”是两人之间因共同利益走到一起,“不仁”是抛弃共同利益而单方面获取个别利益。“身”就是身命,既是物质的概念,又有精神层面的意思,是儒家所说的“德”的载体,人的“仁”与“不仁”都得附着于身命之上。身命是发财之本,要发财必须有身,也就必须有德。所谓“发身”,就是发展、成就自身,有仁德的人用财富来修身养性,这是仁者的追求。而“发财”,是利用身命来换取欲望满足,这个过程即为“不仁”,没有仁德的人利用戕害自己身心的方式去聚敛财物。

  “仁者以财发身”是中国人创富和守富的秘诀,被中国人认为是保持财富源源不断的诀窍。因为仁德的人以自身、社会的发展为目的,以生财为手段,利用财富完善自身修养,驾驭财富,用财富帮自己立身立德、立功立言。真正拥有智慧和仁德之心的人在发财之后,会用用财富继续养育人,继续发扬仁德,来为今后长久地发财培养资本,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财富的可持续发展。平民拥有仁德,会用自己创造的财富养身发德,拥有了财富以后仗义疏财,让周围的人也分享财富创造的成果;为政之人拥有仁德,则会用社会创造的财富使百姓得益,并把这个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从社会层面彰显“仁”的价值。无论为民还是为政,以财发身都会使其威望日益增高、事业日益昌隆,会感召人们近义而尽忠,所谓得道多助是也。明朝辅佐五朝的内阁首辅李贤的祖父李威,在做棉商的时候,曾遇客户买讫付款交货后遭遇火灾棉船全损。李威退还其货款,善待客户,旁人不解,李威说:利益至上自古以来是给一般小人用的,我李家以仁义教子弟,人人当君子,不当计较利益、冷酷无情、侥幸得财而一声内心难安的小人。家训家传如此,李家子孙三代都是当朝巨贾或名相,名留青史。

  相反“不仁者以身发财”,不仁德的人则是以牺牲人格、尊严甚至是生命为手段,来聚敛财富、满足物质欲望。到头来被财富驾驭和奴役,或挥霍浪费,身居高位却不惜毁灭名誉牟利贪财;或为了钱财不择手段,不惜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甚至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或巧取豪夺、以不仁而拥天下财富,遭人侧目唾骂,臭名昭彰。这种人即使获得财富,也会让他们从共同利益中得来的不当之财倏忽灰飞烟灭。南朝宋中丞御史孔觊的富商弟弟带着几大船礼品,去看望清贫为官的他,遭到孔觊烧船的待遇。孔觊在现场正色劝诫其弟曰:临财勿苟得。其弟大闹,返回乡里继续为非作歹,最终孔觊被政敌弹劾罢官,断送了前程。因此,若一味只顾发财,将所有的仁德都败光了,甚至导致身命不全甚至不存了,所发之财又做何用?

  所以,无论是一国、一民还是一社会,想要发财必须聚拢四方之德,即自然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发财后一定要用财养德,所获之财也应一分为四,由自然与社会、他人与自我四方共享。有人发财后,将所有财富据为己有,不知回报合作者,回报社会,回报自然,最终都没有好结局。民间说富不过三代,现在很多人是富不过一代,甚至富不过三年。清代名臣曾国藩的外孙,接触过大量富人,写了本《保富法》,总结了一批富豪的结局,足可证明古人所言,委实不虚。所以中国人信奉“仁义之人有发财命,仁义之家财运久长”。古有南朝梁吕僧真被派遣去故乡为官时,怒斥前去谋差的亲侄回去继续本分做菜农;南朝宋时有礼部尚书顾觊之,火烧其子顾绰敛财放贷的券书的故事。当今社会未富先奢的乱象丛生,例如民间的婚庆大操大办,比排场,摆阔气,奢靡之风日甚,甚至有地方嫁娶时收彩礼人民币论斤称;婚宴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造成巨大的精神污染和物质浪费。相反的例子:中国这些年在国际社会上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就是因为中国不但自己富了起来,更能“以财发身”,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带动更多的国家加入发展经济的行列。《老子》有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一个仁爱的社会,公民拥有以财培德的财富观,社会成员和国家都既能创富,又能守富的能力,也才能让中国社会的财富源源不断地产生,最终让全世界共享中国梦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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