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珍:相信党 热爱党 永远跟党走
发表时间:2016-07-13   来源:萍乡文明网
  

龚全珍 图片来源:萍乡文明网

  我叫龚全珍,今年93岁,我是退休教师,我入党67年,原籍在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平安里21号,我的父亲在烟台市邮电局做报务员,全家13口人,11个孩子,我排名老四,那时吃饭的人多,家里比较穷。

  最初对共产党的认识是从三哥开始,三哥比我大两岁,在日寇进入烟台时,他加入了八路军。1938年初,三哥向父母告别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只听三哥对父亲说:“日本鬼子就要进烟台了,我要跟八路军去打鬼子,不能照顾你们了!”父亲赞许地看着三哥说:“好孩子,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我老了走不动了,我的儿子能替我打鬼子,我很高兴!”

  1945年,日本投降,我考入西北大学教育系,大学刚开学一个多月,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向学校提意见,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参与学校管理。校方不同意,80多名学生被捕,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同学搬到外面去住。我斗胆向学校提建议,认为成立学生自治会是对的,大学生们参加管理学校,对学校改进工作有益。有人劝我说,“那些被捕的人,都是有政治背景的,被开除了,他们可以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而你呢?开除了到哪里去?”那些学生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我想:“开除了,我也去解放区,我三哥也在解放区!”

  1949年5月20日,对于西安这座城市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古城迎来了她的新生与解放。

  解放军接管了学校,我开始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三哥、八路军、延安、解放区、马列主义……我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就是前途。我报了名,参加了解放军。一到部队,就进行了训练,这时我就向党组织递上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我立志,用我毕生的精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50年初我们随部队进入新疆,我分配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教书。在部队中我不断接受党的教育,对党的认识也逐步加深。1953年3月,我与甘祖昌结婚,与这个有着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朝夕相处,目睹他的一言一行,使我对党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

  1957年我随甘祖昌来到江西省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他当农民,为了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而奋斗;我当乡村老师,为了农民的孩子提高文化素质而奔忙。

  甘祖昌把他的工资的大部分、包括我的一部分工资用在建电站、修水利、帮助困难农民上,尽管物质生活苦一点,但精神世界非常充实,我们为我们的理想奋斗,为我们的信仰而努力,我们非常快乐。

  理想的风帆也曾遇到风浪,信仰的阳光也会被遮挡。1966年,尽管在坊楼这样偏僻的农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未能幸免。我还是被戴上了“特务嫌疑龚全珍”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上罚站、罚跪、搞“喷气式”。那时想到自己的理想、信念都渺茫无望,我想到了死。是老共产党员,我的丈夫甘祖昌做通了我的工作,使我坚定了共产党员的信仰。回想起那一天晚上,我还是记忆犹新。

  我摸黑进了门,看到甘祖昌坐在椅子上烤火,眼睛盯着我看,“这么晚了,回来有事?”

  “有事,我回来是想告诉你,明天我要到彬子山挨批斗。 ”

  “噢——带上两瓶白药,挨了打就吃,白药治外伤很顶事。 ”

  “不是怕打,打我不在乎,听说要下跪,搞‘喷气式’,我受不了这个。我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也没犯!这颗心全放在教育事业上,我咽不下这口气,士可杀不可辱。所以我想告诉你一声,孩子们靠你抚养成人了。你能理解就行了……”

  说着,我伤心地哭了。甘祖昌抚摸着我的头,替我擦干了眼泪,轻声说:“有话慢慢说,不要急,不管碰到多大的磨难,都不能死。死了就讲不清了,孩子们不能没有娘,我们还要为我们的理想信仰奋斗呢。……人死了不能复活,以后要是搞清楚了,人却死了,多冤枉!你可千万不能有死的念头!下跪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没见过庙里的和尚尼姑,天天跪着念经也没都死了。我们小时候过年还要给父母磕头,跪是向群众跪,不是给敌人下跪。我看算不上什么奇耻大辱,用不着为这事寻死,你说呢?”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那时就这样不明不白得死了,那真是不值,怎么能称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呢?经历了“文革”的磨难,更坚定了我对党的认识,事实也是这样,文革后,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对党更有了信心。

  甘祖昌去世后,我想,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我还年轻,我要向祖昌学习,要继续为党工作,几十年了,我做了一点工作,但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我觉得是微不足道的。如今我年纪大了,但我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的子女后代,做到相信党,热爱党,永远跟党走,什么时候都要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

责任编辑:李 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