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
发表时间:2014-04-26   来源:解放日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建构来讲,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一方面会使马克思主义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会使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这几个“讲清楚”的实质,是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两个百年”的新历史条件下,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要实现这点,需要对怎样认识、理解和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进行深入思考。

  理论本质:两个“接着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其理论建构来讲,本质上是既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又接着中国传统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同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历史遗产,反对“言必称希腊”。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实践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讲,又接着中国传统的知行观讲;《矛盾论》既接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讲,又接着中国传统“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变易论讲。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体现了这一点。他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但我们“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用形象的比喻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接着马克思和孔夫子这两个“老祖宗”讲,是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这意味着,如果只有一个“接着讲”,即无论是接着马克思讲还是接着孔夫子讲,都不可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两个“接着讲”的统一,一方面会使马克思主义有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会使中国传统文化有新的时代内涵。当然,这两个“接着讲”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排拒或漠视西方文化传统,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化。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对话的综合创新。当然,如何做到这样的统一,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两种形态:意识形态与学术形态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际上有两种形态,即作为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这种区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客观存在为依据的。回顾历史,就哲学而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为代表的;作为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张岱年综合唯物、理想、解析的“新唯物论”为代表的。这两种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主体,是不能互换和替代的。当时张岱年和艾思奇的争论,表明了这一点。1935年张岱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指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应是唯物、理想和解析三者的综合创新。该文发表后不久,艾思奇撰写了《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张季同即张岱年),对张岱年综合创新的哲学构建提出质疑。这场争论实际上表明,在当时存在着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理论侧重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而张岱年的“新唯物论”,其理论侧重点在于如何将“唯物论之再扩大”和中国本来的传统相衔接。区分这样两种形态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在于:使广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专家意识到要承担两个不同但又有紧密联系的使命,即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阐释者的使命,在学术领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

  必须提出的是,区分不是分割,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互相启发和推进,还是互相的支撑和依靠,即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为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引领,而学术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则会极大地巩固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此外,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学术语言更容易进行国际对话与交流,并可以构成对外传播中国家软实力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基本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三个互相联系的普遍性的环节:变革、融合、制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变革或解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现代与前现代的时代性差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和产物。没有这样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只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拒斥或同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这种制约有着正负两方面的意义。例如,我们往往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传统的“大同”理想主要是以“天下为公”的道德为主要内涵,认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取决于道德境界的提高。其正面作用,是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把握这种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是“天下为公”;其负面作用,是把通过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看作是不断 “斗私”的思想改造过程,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反省这种制约的负面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要正视变革,放大制约的正面作用,反省和减少制约的负面作用。在此基础上,实现更好地融合。

  实现融合一个重要的前提,是找到两者某种相似性或相通性。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时代性、民族性差异,但两者所要回答的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问题在内涵上是有相通性的;两者的差异,则表现在对这些根本问题的提问方式、侧重方面、言说方式、所得结论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似之点予以自觉地融合,从而使其与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连贯性,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如果融合得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里,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范畴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也有了中国的意味。

  当下意义:为中国道路提供指导

  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显然不仅仅是为了让当代中国人知道我们祖先有哪些文化遗产。毛泽东在继承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遗产”的名言中,有句话人们往往不太注意,这就是他强调承继这份遗产“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新时期,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够提供哪些重要帮助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重要方面。

  首先,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最基本的涵义,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丢掉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总结,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无法成立的。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之一,是提出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他之所以将传统文化看作“珍贵遗产”,并非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见于这份遗产对于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有重要的帮助。最近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如从把“小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 “以德治国”,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都充分反映了继承总结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帮助作用。努力继承总结传统文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前提和需要。

  其次,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关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以实现现代化为指向的。但我们所要建立的现代文明,是不同于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这样的文明形态,既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超越,又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复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这其中的重要涵义是:当资本主义进入自我批判阶段,即以其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诸多弊端得到较为充分暴露时,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前资本主义文明的某些传统是宝贵的,并应当在后资本主义文明中重新激活。马克思曾把古希腊文明与现代文明作比较,把前者比喻为人的纯真童年,然后说道:“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地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这说明,传统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形态重要资源,在后资本主义的更高历史阶段的再现和复活,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国学热”在中国经过30多年现代化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也是这一历史必然性的体现。

  再次,阐释借鉴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传统文化的建构形式对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我们一般会把《四库全书》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传统文化之所以用“经史子集”的《四库全书》形式来建构,蕴含着对于如何建构传统社会核心价值的思考。四库之“经”,体现了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价值,贯穿着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思想、基本路线、基本原则。四库之“史”,显示了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是有历史依据的,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史籍是以往事实的记载,因而“经”与“史”的关系,是“理”(道)与“事”(器)的关系,理从事出,事以证理,由此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有了被历史事实所证明的合法性。四库之“子”,反映了核心价值体系吸取了多样化的思想资源,“经”与“子”关系,是一元与多样、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四库之“集”,表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不能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要赋以艺术形象,从而打动人、感化人。“经”与“集”的关系,是“理”与“情”的关系,理合于情,以情入理,作为核心价值之“经”就容易入耳入脑。(作者单位:上海市社科创新基地华东师大文化观念与核心价值课题组)

责任编辑:邓植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