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粼，男，中共党员，1959年2月生，生前系深圳市急救中心医疗护送队科长。他忠诚于党的医疗卫生事业，经常冲锋在危难险重的急救一线，先后参与了抗击“非典”、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突发事件的救援工作。他牢记党的宗旨，待患者如亲人，从医30多年，担任急救医生20多年，常年奔跑在抢救生命的第一线，是深圳市急救事业的开拓者、发展者和见证者。他信仰坚定，执着坚守日常急救工作岗位，视工作为生命，即使2013年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后，他仍然心系急救工作，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016年1月6日，徐粼同志因肝癌抢救无效去世。他用生命和行动，充分展现了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先锋精神和高尚情怀。徐粼同志先后获得深圳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深圳市“感动你的白衣天使”、“广东好人”等荣誉称号。2016年6月，广东省委宣传部将徐粼同志列为全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两学一做”重大典型，中央驻粤媒体及广东省、深圳市主要媒体对徐粼同志事迹进行了深入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一、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危险面前火线入党，他把一名党员的忠诚意识，践行在一次次危难险重的急救任务中……

　　“这种时刻，我们不上，谁上？历史的使命，这一刻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须要承担，危险也要往上冲！”在“非典”、“汶川地震”等危难关头和生死考验面前，徐粼毫无畏惧、勇挑重担，冲在最前面、站在最险处，把一名党员的忠诚意识，践行在一次次危难险重的急救任务中，为一线医务人员树立了榜样，极大激发了广大医务人员战胜危难的斗志和勇气。

　　2003年春，“非典”肆虐。徐粼临危受命，带领科室人员担当起确诊“非典”和疑似“非典”病人的转运重任。当时，这种陌生又凶险的疾病突然出现，病因、诊断和治疗尚不明确，唯一知道的是，死亡率高，传染率高。当时，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这个时候，徐粼一方面安慰同事：做好防护和消毒就没事，不要恐惧；一方面他冲在前面，主动带头转送病人。

　　当时，徐粼刚从医院做完腰椎间盘突出的手术，伤口还没拆线，就带着护腰坚守在岗位上。“那时候每天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我还记得一个雨夜，徐科长腰疼痛不已，但是一接到要转运疑似‘非典’病人的紧急任务，他强撑着带领我们一组人就出车了。在路上，他痛得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滴，还一个劲地嘱咐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病人顺利转院，我提醒他去医院做治疗，但他摆了摆手，吃了两片止痛药，又开始为下一次出车准备了。”深圳市急救中心的韩秀国回忆说。

　　随着疫情加重，抗击“非典”工作也到了攻坚战的关键时刻。为了带领科室人员战胜对“非典”的恐惧、持之以恒地投入到这场“战役”中，2003年5月2日，徐粼带头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要求火线入党的申请书，“我当时想，这时候要靠提高政治觉悟的方式来提高工作积极性，因为入党后就是共产党员了，大家也会对自己提高要求”。这份入党申请书，成为深圳医务人员誓死抗击“非典”的一个记录，从此被保存在深圳博物馆，载入史册。

　　正是在徐粼的号召下，当时深圳卫生系统有45名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医务人员火线入党；也正是在徐粼的鼓励和带动下，大家克服了恐惧，坚定了信心，在“非典”中转运了一批又一批患者。

　　徐粼的儿子徐航当时是个16岁的中学生，看着每天忙进忙出的父亲，他害怕地问：“爸爸，你有没有接‘非典’的病人？”看着儿子写满担心的脸，徐粼第一次对他撒了谎：“哪有的事儿，我们只是接正常病人，‘非典’病人是由传染科医生接。”儿子听到后长舒了一口气。但几天后，一个记者采访的电话让儿子发现了徐粼的“秘密”。“爸爸，别干了！咱们别干了！你做什么不好，偏要当医生？你在哪个科不好，偏要去院前科接‘非典’病人？……回家吧，那病太可怕了，会死人的……”儿子哭了，这是他长大以后第一次在徐粼面前哭。帮儿子拭了一串泪，徐粼的眼睛也湿润了。但是第二天，他照常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工作在一线。从此，儿子每天都要打好几个电话给他。电话里，他说没有什么事，就是想听听爸爸的声音，看看爸爸是否平安……

　　在“非典”战役中，徐粼等一线急救人员共转运了157例已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53例确诊病人中有12例就是徐粼亲自转运的。深圳作为口岸城市，虽然人流进出量大，但因为消毒隔离做得到位，是全国唯一一个医务人员零感染、病人零死亡的一线城市。徐粼因在抗击“非典”中工作突出，2003年6月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分别授予“三等功”。

　　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徐粼人生中经历的又一次重大战役。当时的徐粼已经年近五十，按理说完全可以退下一线，没有必要再亲身参与这种艰苦的救援行动了。但是，当时形势紧急，全国各地抽调医疗队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徐粼又一次站了出来，他主动请缨，被任命为广东省第六批抗震救灾医疗队队长兼深圳分队领队，带领同伴们星夜驰援地震灾区。

　　震后的灾区，余震连连，瓦砾遍地。徐粼带领的医疗队投入到最艰苦的抢救转运工作当中。当时，徐粼的队伍主要负责将低洼地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小孩、病人等转运到安全的地方。

　　在灾区的那些天，徐粼很少休息。由于交通阻断，有一段时间粮食补给跟不上，他还把自己带的罐头、矿泉水让给灾民，常常饿着肚子工作。19天里，他率领团队共出车574次，总行程32610公里；队伍在疫情点进行消杀282次；在安县转运伤员136人；在唐家山堰塞湖溃坝泄洪区，转运128名老弱病残者到地势较高的安置区……由于工作强度太大，救援回来后的徐粼整个人瘦了一圈，头发掉了近一半。

　　2008年12月，因抗震救灾有功，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给徐粼寄来感谢信和锦旗。深圳市政府决定对抗震救灾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但徐粼却把荣誉让给了自己的队友。

　　哪里有生命险情，哪里就有他奔波、忙碌的身影。这些年来，深圳发生的台风、塌方、爆炸、火灾、交通事故等重大灾害事故，徐粼大都参与了现场指挥。他也摸索出了很多重大灾害事故救援的经验，并在平时组织模拟灾难现场的演练，提升全市的救援能力。

　　二、“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对病人说‘NO’。”他把一名党员的宗旨意识，全心投入在“患者至上”的急救服务中

　　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徐粼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始终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对待患者富有爱心、耐心、细心，受到了患者的信赖和尊重。他常说：“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对病人说‘NO’。即便病人所患的病不是医生所擅长的专科，也要尽量去安抚病人，引导病人，告知其就医流程，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医院和科室……”

　　吴世良是深圳市特发特力物业管理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到徐粼时的场景：“我们小区住着一位叫青青的脑瘫住户，他是邱婆婆在路边捡来的孩子。青青患有癫痫，一发病就需要去医院救治。他们家住在六楼，没有电梯，邱婆婆年纪大了，又单眼失明，没办法带他去医院，只好求助120。”吴世良回忆说，第一次叫120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下着雨的凌晨，“120来了一位医生，不嫌脏地替青青擦拭检查，然后又和我们一起把孩子抬下楼……到了医院，也没有收任何费用。这让我挺感动的，想不到还有这么好的人。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医生的名字，叫徐粼。”

　　在随后的这些年里，徐粼就成为了这对贫困母子的守护者。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病报警，而且经常是在晚上。为此，徐粼专门交代值班人员，不管多晚，只要一接到邱婆婆电话，一定要最快速度赶过去，把孩子第一时间带到医院。如果是他自己值班，他就会自己去，和同事一起把青青抬下楼，即使后来青青已经长到了180多斤重。徐粼调离院前急救科后，一线的急救任务交给了更年轻的同事。邱婆婆曾经为此不安，害怕以后再也没人照顾，然而，120的年轻急救员告诉她：“徐科长专门安排了青青的事，交代他们一定要接着照顾，而且减免青青的院前急救费用。”

　　青青的故事，是一场爱心接力。而徐粼，是这场接力的重要一环。在青青过去的成长道路上，“徐叔叔”一直默默地守护着他。而今天，哪怕徐粼已经去世，他将他手中的“接力棒”郑重地交给了后来的同事，他们将代替徐粼继续呵护青青的成长。

　　急救工作在徐粼的眼中，已经不仅是一门技术、一项专业，而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情怀，以及人道主义精神。

　　哪怕下了班，徐粼也是在岗状态，随时帮助需要救助的人。在下班途中，他还经常“捡到”患者。2004年8月12日，徐粼开着刚买的新车，就遇到一个遭遇交通意外、满身是血的伤者，他马上将伤者搬上了自己的车，送到最近的医院，并垫了1万元的医药费。

　　遇到经济困难的患者，帮忙垫付费用是徐粼常干的事。曾与徐粼一起执行护送任务的队员回忆：“有一次我们转送一个危重病人回四川老家治疗，转运费用要18000元。家属只能凑到13000元。我们向徐科长汇报。他说，要以救治病人生命为中心，先转运后协调费用，结果他自己掏了5000元帮患者垫付了不足的费用。”

　　这么多年，救活了多少人，徐粼记不清了；但是，有哪几个病人没被抢救过来，他却会一直记在心上。有一次，一个工地上，有几位农民工在工棚睡觉，一早醒来，其中一位始终没醒，后来工友们向急救中心求救，可当他们赶到后，即使进行了心肺复苏、除颤等一系列抢救，那位农民工仍无法被救活。徐粼每次回忆起这段往事都很痛心：“如果这整个程序能提前一分钟，或许，病人的命就能救回。”这种反思，成为了徐粼的一个职业习惯，推动他和他的同事，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患者至上、精益求精的急救服务中。

　　三、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后，他仍然心系急救工作，为事业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坚守，彰显出一名党员医务工作者的坚定信仰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徐粼30多年如一日坚守在辛苦的基层一线，始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无怨无悔。支撑徐粼执着坚守的动力，源自于他对医疗事业、急救工作的热爱，源自于他将“救死扶伤”作为坚定的信仰和追求，为这一神圣的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3年，身为军医的徐粼来到深圳。一开始，他先是在深圳市红会医院担任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1994年深圳市急救中心筹建，徐粼主动加入，成为最初的几名创始人之一。放弃专科医生，选择做急救医生，徐粼这一决定出乎所有人意料。因为急救医生这个职业，每天奔波于路途中，高强度、高风险，又苦、又累、收入不高，职业晋升的空间也有限，在很多人看来并不是一份优越的工作。但是，徐粼就是喜欢，义无反顾地选择，而且一直坚持了下来。

　　作为深圳市急救事业的“元老”，徐粼是一颗“螺丝钉”，从深圳市急救中心的筹建，到组建院前科和医疗护送队，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拧，坚固、耐用、一丝不苟。

　　“急救中心建成伊始，困难重重，设备不够，编制不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当时和市红会医院借了几间办公室，招了两个打字员、一个司机，买了一台车，就算是开张了。”深圳市急救中心的“老人”回忆，当时徐粼非常拼，又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还当司机，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每天忙进忙出，几乎没有一刻停歇。随着急救业务量飞速上升，深圳市急救中心很快面临扩容。徐粼又忙着跑建设，跑招人，每天忙得天昏地暗，用心描绘着深圳急救工作未来的蓝图。

　　为了争取抢救病人的“黄金”时间，徐粼要求院前科急救人员严格执行接警后一分钟内必须出警的铁律，并组织制定各项院前急救操作流程和规范。他严格地要求和培训院前急救人员，如今他带出的“徒弟”已成为各医院急救的主力。

　　“作为科长，很多时候他本可以不用上一线的。但每次遇到同事生病、有事，他都主动顶班，有时当司机用，有时当担架员用，都四五十岁的人了，一点都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同事的眼中，徐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人”，永远都不知疲倦。

　　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急救医生每时每刻，都准备着出发。自从干了急救，妻子于宁利就没有办法和丈夫徐粼好好地吃上一顿年夜饭，好好地看一场春节联欢晚会。儿子徐航说：“印象中老爸总是在忙急救。记得小时候我常说两句口头禅，一是‘我爸呢？’，放学回家他总不在家，在加班；二是‘我爸去哪儿了？’，有时好不容易看到他，我刚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他又不见了，老妈说他又接到急救电话去忙了。”

　　2012年10月，为了打击“黑救护车”市场，深圳市决定组建市急救中心医疗护送队，有着丰富经验的徐粼，再次成为拓荒牛。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时，病魔悄悄地盯上了他，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肿瘤指标异常高，随后肝脏检出几个占位性病变。

　　医生开出病假条，建议徐粼先全休一个月。作为一名医生，他当然知道病情的严重性。但是当时由于人员还没到位，为了不影响工作，他瞒着单位和家人，一边在医院检查一边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从零起步，深圳市急救中心迅速建起了全市规范的、专业化的医疗护送急救网络。

　　当检查结果出来，徐粼最终被确诊为肝癌后，他更加辛勤地工作。因为他清楚地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我们急救人员不正是和死神赛跑，分秒必争吗？我多工作一天，说不定就能多救一条人命。”

　　深圳市急救中心领导知道了徐粼的病情，心疼地帮忙联系了肿瘤医院，“逼”着他去住院治疗。徐粼的体重因多次化疗骤减了40斤，头发也变得稀疏和花白了。可每次化疗结束，他都会精神抖擞地回到工作岗位。

　　在与病魔抗争的同时，徐粼依然坚持每周回单位开例会，认真安排科里的各项工作。“他的病情发展到后来，每天只有两个多小时的清醒时间，但就是这么仅剩的一点时间，他还天天给我们打电话，交代工作上的事情。”同事赵晖说，她有一回实在忍不住“批评”徐粼，“你就安心在医院休息，不要再管单位的事情，每天这么操心，身体怎么扛得住。”徐粼叹了一口气，说：“我现在每天只有这么短的时间是清醒的，这时间多么宝贵，你就让我抓紧清醒的时间把工作说完吧。”

　　在徐粼生命中最后的日子里，他虚弱地躺在病床上，每天还利用治疗空隙的时间，和科里的同事讨论工作。“走的前一天下午，他还在改2016年的工作计划。”妻子于宁利说，“有时候，我心疼他，这个‘傻瓜’，病了为什么不办病退？但我也理解他，他太爱急救事业了，这份事业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为此可以舍弃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