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7年由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制导弹。当时，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对导弹一无所知，是钱老在永定路财务学校的一个简陋食堂里，给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上“导弹概论”这门课，是钱老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领进研制导弹这个神秘的大门。他讲：“搞导弹不能靠几个科学家，而是需要一批年轻的有志于导弹事业的人，他们要有知识，要有能力。”这个教诲让我终生受益。

　　1964年“东风二号”发射成功之后，我参加“两弹结合”——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负责总体协调。弹头的测试电缆和控温电缆都要通过弹体连到控制室，需要双方接口协调的内容较多。1966年双方人员和产品都到了酒泉发射基地，为了落实协调结果，二机部搞弹头工作的同志经常到导弹现场观察情况。因为原子弹的密级高，我们负责导弹工作的同志没有机会到原子弹的现场了解情况。为了工作，也因为好奇，我几次提出要看原子弹实物。当时在场的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同志感到很为难。是钱老出来说话：“让他们双方交流一下，对工作会有好处。”我们这才有机会仔细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物产品，得到很大启发。搞载人飞船时，我还和王永志同志一起到绵阳九院学习，受益匪浅。我永远忘不了钱老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关心和支持。

　　1967年，我调入新五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钱老是我们的院长。当时掌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要按巴黎公社的原则，公选负责人，我被选为业务负责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只好当了这个不伦不类的业务组长。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看不到有关保密的文件，因为机关同志不“认”我这个没有任命的负责人。无奈，钱老出面了，对机关的同志讲：“既然让他负责了，他看不到文件怎么工作，应该给他看。”在这关键时刻，钱老又帮了我一把。事情都不大，但我终生难忘——钱老对工作、对年轻人总是给予最真诚的支持。

　　2005年神舟六号发射成功之后，我陪刘纪原、张庆伟等领导到钱老家中探望并汇报神舟六号所取得的成果。钱老看到我满头白发，深情地问：“戚发轫，你多大岁数了？孙家栋、王永志你们谁大？”我回答说：“他们都比我大。”钱老又问：“他们都好吧？”我说：“都好，都在工作。”钱老高兴地说：“那就好，很好。”我们都老了，他还在像关心年轻人那样关心着我们，惦记着我们，让我深深地感动。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钱老都是我们的楷模！　(戚发轫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