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主办的三份报纸。
于右任故居大门入口柱上“梅庭”两个大字为于右任亲书。（新华）
这是台北阳明山公园内的大屯山于右任墓。（新华） １９０６年秋，于右任在日本考察报业期间，孙中山曾会见他并郑重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为革命做宣传工作。”于右任回到上海后，立即发起创办《神州日报》。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殃及报馆，旋报馆又发生内部分歧，于右任只好离职而去。初次办报受挫，并未动摇于右任的意志。不久，他决定筹备《民呼日报》，并在申城各报登载启事，其中说：“今特发起此报，以为民请命为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于右任相继在上海出版三份有影响的报纸，为辛亥革命造舆论。 人物档案 于右任（１８７８－１９６４），陕西三原人。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号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光绪举人。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历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审计院、监察院院长。１９３１年创立草书社，１９３６年创办《草书月刊》，又编著《标准草书》。１９４９年后居台湾。工诗，有诗集出版。是民国以来杰出书法大家。出版有《于右任草书正气歌》、《于右任墨迹选》等。 《民呼日报》：“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 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５日，《民呼日报》在沪诞生，报馆设于上海公共租界望平街（今山东中路），于右任担任社长，范光启、徐天复等协助编撰。该报每天出版对开两大张，辟有“社说”、“要件”、“电报”、“新闻”、“谐文”、“文苑”等栏目，创刊号的“社说”指出：“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该报“宁便让官场恨我，不欲使国民弃我”，以大量篇幅披露清廷出卖路权、矿权，斥之“以傀儡自待”；猛揭官场黑幕，抨击官僚腐败；报道甘肃等地发生严重灾荒，主要官员只顾保乌纱而对上隐瞒，不免田赋，以致饥民“易子而食”。因此，该报受到大众欢迎，“未出版而预订者已及数千份”，很快“销行已逾万纸”。 上海道台（正式名称为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级别介于省、府之间，大致管辖今上海、苏州和启东一带）蔡乃煌在《民呼日报》印行数日，就发函给相关官员要求饬查。 ７月３０日，受谴责的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也进行发难，致电蔡乃煌：“《民呼日报》馆内所设之甘肃筹赈公所收款不多”，“如有侵吞情事，应行按律严惩”。蔡乃煌马上与租界当局接洽，于８月２日晚拘捕于右任。大家一看便知，于右任虽为“甘赈”发起人之一，但《民呼日报》仅是给予支持，甘肃筹赈公所由专人主持，以此为借口把他抓起来纯属陷害。范光启等马上邀集“甘赈”主事者和经办赈款的银号上堂作证，并由律师严正申明：“甘省灾赈，另有刘道经办，派司账两人管理进出，均有账据，与该报主笔并不关涉。” 于是，按照官府的授意，原皖省铁路协理候补道朱云锦、已故前上海道台之子蔡国帧和湖北新军飞划营统领陈德龙相继出面控告《民呼日报》“毁谤”。这样，于右任就难以恢复自由，他顽强地从监房里传出“宁死不停报馆”的话。但报馆同人明白“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看到他“被系狱中，备受苦楚”，遂忍痛于８月１５日停办该报。 官府整垮了《民呼日报》，遂于９月８日结案。 《民吁日报》：“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 于右任出狱后，立刻又带原班人马筹备新的报纸，并在申城各报登载《〈民呼日报〉之最后广告》：“本报自停歇招盘业经多日，近始将机器生财等过盘与《民吁日报》社承接。” 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日，《民吁日报》在沪问世，报馆也设于望平街。对于报名，于右任的解释是：“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另外，“吁”即“呼”去两点，这也暗喻即便清廷扬言要挖掉他的双眼，依然将不停地呐喊。于右任虽实际主持，但不便公开出面，遂由范光启担任社长，景耀月为主笔。《民吁日报》日出对开两大张，版面安排大致类似《民呼日报》，以“宣达民情，鼓舞民气”、“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为宗旨，销量很快直线上升，名声几乎超过老牌的《申报》和《新闻报》。 那时，正值日本加紧与沙俄勾结，阴谋共同攫取我国的锦齐铁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访俄途中，窜至我国东北进行活动，于１０月２６日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民吁日报》在事发第二天，率先用大字标题作整版报道，发表评论揭露日本对华野心：“伊藤之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而且，称双手沾满鲜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浑蛋”，死有余辜。同时，该报为了号召人们奋起革命，大声疾呼：“清政失纲，东夷乘衅，陵铄诸夏，惧将倾覆国家，沦丧区宇，斯诚志士致命致节之日矣！” 日本驻沪代理总领事松冈获悉此事，照会上海道台蔡乃煌：“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上海道台蔡乃煌觉得《民吁日报》几乎就是《民呼日报》，他见松冈发怒正中下怀，一面敦促法国驻沪领事馆取消该报注册，一面要求“将该报馆封禁具报”。 １１月１９日，租界当局以“挑动中日衅隙”的罪名查封《民吁日报》。这激起公愤，宁苏皖赣四省学界数百人联名分别致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和上海道台衙门提出抗议。 蔡乃煌对此火冒三丈，派爪牙暗中搜寻于右任。据黄季陆回忆，于右任曾谈起：“民吁报被查封后，清吏蔡乃煌正四处捉拿我，我困守在一间小旅馆里，和孔子‘在陈绝粮’一样无计可施。有一位同志很同情我，但是他和我一样穷，真是爱莫能助。当他经过马路旁一间烧饼铺，乘主人不注意时，取了几个烧饼放入怀里……当我们二人在旅馆中享受这几个烧饼时，禁不住抱头痛哭起来。” １２月２８日，日方把《民吁日报》发表的《满洲痛史之鳞爪》、《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满洲风云日急》等数十篇文章作为“排日之证据”，没有经过辩论，该报就被判令“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作印刷报张之用”，于右任则被宣布“逐出租界”。 《民立报》：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由于租界当局的严格限制，于右任无法再次利用原来的印刷设备，他奔波大半年才又办起《民立报》，报名暗寓“立定脚跟作民喉舌”之意。 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民立报》在沪创刊，每天出版对开三大张，报馆起初仍设于望平街，由于右任担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光启、章士钊等先后做主笔。这时，在上海道台官位上耀武扬威的蔡乃煌已离沪。 在发刊词中，于右任把《民立报》比作“植立于风霜之表”，“经秋而弥茂”的“晚节黄花”。该报内容分“论说”、“批评”、“纪事”、“杂录”、“图画”等，新闻版面较多。该报将矛头直指清廷，斥之为“倒行逆施之政府”；对镇压革命的封建官僚进行鞭挞，指其为“民贼”；详细报道黄花岗起义和各地保路、抗捐斗争，赞扬革命党人坚毅勇敢。当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其报馆立即成为革命党人的通讯联络机关。 《民立报》每期发行量曾达两万多份，运销各地。当年，毛泽东也阅读过该报，据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述，后来这位伟人在陕北窑洞里谈及：“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首先进行报道，随即专门开辟“武昌革命大风暴”专栏，以整版篇幅介绍起义进展情况。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亲自为《民立报》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勉励其保持斗志。 翌年１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仍兼《民立报》社长。袁世凯窃国，于右任辞职返沪，继续主持《民立报》。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民立报》也是重要舆论阵地。“二次革命”失败后，《民立报》于１９１３年９月４日被强令停刊。袁世凯曾以北京总检察厅名义通缉革命党主要成员，于右任也上了黑名单，不得不暂避海外。(■ 朱少伟) 阅读延伸 “竖三民”和“横三民”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被称作“竖三民”，不少人以为源于它们三个带“民”字的报头，均竖排在首版右上角。其实，这主要是因它们同为于右任一人所发起创办，形式上虽然是三份报纸，实际却可算一种日报的两次再版。与此相对应，同盟会后期在沪报纸《民权报》、《中华民报》和《民国新闻》，因各有主持人，又同时期创刊，被称作“横三民”。(辛亥革命网报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