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忠诚:凝聚政治共同体的道德基础
发表时间:2012-10-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核心提示】在2009年3月的“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并将政治忠诚教育排在道德情操教育、优良作风教育、党的纪律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的首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年轻干部“政治忠诚教育”的高度重视。然而,关于政治忠诚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政治忠诚所包含的价值理念、哲学思维更多地隐含在相关的论述之中。因此,梳理不同的政治忠诚观,厘清政治忠诚的内在理路与价值诉求,对于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增进政治忠诚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政治忠诚观的源流

  在苏格拉底看来,公民服从法律,对法律无限度的、无条件的忠诚,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忠诚。苏格拉底被自己珍视的城邦处死,给年轻的柏拉图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促使他寻求改革希腊城邦制度之道。其政治忠诚观,主要体现在对建立贤人政体,实现城邦政治文明的孜孜以求。作为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城邦忠诚的见解,提出忠诚于优良政体。在他看来,“凡是想担任一个城邦中最高职务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效忠于现行政体就是重要条件之一。”他同时还提出,个人只有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才能满足其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实际上隐晦地表明,个人只有忠诚于城邦,才能达到个人的目标,满足其幸福生活。

  进入中世纪,人们既要服从上帝的权威,又要服从政府的权力,政治忠诚也在“两把剑”(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控制)之间摇摆。到底是忠于上帝、忠于教会,还是忠于尘世的王权?这种矛盾的忠诚观在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安瑟尔谟的《独白》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马基雅维利打破了这种状况。在《君主论》中,他明确提出了臣民必须绝对忠诚于君主。尽管后世对其褒贬不一,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忠诚观中蕴涵了浓重的人文主义因素,彰显了其真切的救国、爱国、报国之心,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

  作为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霍布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发展了以忠诚于国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忠诚观。在霍布斯看来,国家的建立,结束了自然状态,使社会得到安宁,和平得到保证。因此,公民只有忠诚于国家,才能使人身安全得到较好的保障。不过,霍布斯所忠诚的国家是君主专制的国家,因此他反对分权,强调绝对地忠诚于君主个人。而在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洛克那里,政治忠诚的思想则体现为,政府必须忠诚于“给予政府权力的人民”,因此主张并将保护私有财产作为最终的落脚点。卢梭进一步发展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并突显了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因此臣民应当服从公意。

  总的说来,西方关于政治忠诚的观念经历了从城邦到现代民族国家,从专制君主到民主国家的对象变迁,并逐步在价值层面上蕴涵和发展了对公平、理性、责任、义务、自由、民主等基本精神和理念,从而为以民族国家为载体、以民主政治为内涵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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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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