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构建的学术资源问题
发表时间:2015-10-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所有这些学术积累对于创造中国话语体系来说还是“流”,是攀登的“梯子”,具有资源属性,而不是 “源”。“源”是生活,是全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生活和实践是话语建构的现实需要、问题意识、真知灼见、灵感和论证根据之源,是话语生成之母。

  伴随着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和学术主体意识的增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被提了出来: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得在场感,并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所谓“中国话语”,就是遵循科学论证的一般规则,在解释我们中国自己做的事情时所建立起的范畴概念、理论命题以及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其核心是建立起对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文明型大国,正在开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能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解释清楚,其理论自然具有开创意义和全球贡献。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否真正形成“中国话语”,是衡量我国社会科学是否成熟、是否具有国际地位的根本标志。目前学界对此议题已引起充分重视,但所发表言论主要侧重在呼唤对取得中国话语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到了需要步入学术实践领域,具体地在“如何构建”上做些探讨工作的时候了。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舞台上,构建起立得住、叫得响和有实践功效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项繁难的系统工程,本文将集中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构建“中国话语”的学术资源问题。

  生活之“源”和学术的“资源”属性问题

  构建“中国话语”要体现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要站在人类文明最高平台上去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否则就断了文脉,不可能形成具有与世界社会科学前沿成果对话能力的话语。但是所有这些学术积累对于创造中国话语体系来说还是“流”,是攀登的“梯子”,具有资源属性,而不是 “源”。“源”是生活,是全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生活和实践是话语建构的现实需要、问题意识、真知灼见、灵感和论证根据之源,是话语生成之母。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样也可以说实践是发现真理、生成范畴概念的根本途径。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术有专攻,自然需要做案头的精研工作,但从实践中获得发展动力则是共同点。因此,研究工作只有接地气,在同生活保持联系中去发现“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才能获得无尽的创造力。说到底,中国话语就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学术研究悬浮于真实生活之外的过度学院化、技术化倾向,不反映生活诉求的理论和模型再“美”,也是不结果实的花,或只能产出被称之为“精致的废话”的产品,于现实无补,与理论话语创造无缘。

  但是,学术研究是要从生活万象中发现规律,是要把自在的实践形态转化为自为的理论形态,是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把握学术自身的承继关系,在相关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消化、选择、鉴别等一套环节,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创造、再建构,并同实践反复映照互动,逐渐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所以,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吸纳和创造是形成具有先进性的“中国话语”必要条件。因此,相对于生活之“源”,我们说学术的承继关系构成构建中国话语之“流”,定位为“资源”属性,并不是贬低它的重要性。所谓“学术资源”的重要性,就好比我们每天必吃的“食物”,缺了它不行,但也只有经过批判、审视、选择的“消化”过程才能转化为新概念、新范畴,形成新的话语生命体。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据此,我们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理论、观点教条化、信条化,同时也反对离开科学论证有效原则和学术承继关系的所谓“联系实际”的非学术化“实证”研究倾向。学术研究要遵循“从实求知”、问题导向,坚持通过理论与实践反复互动进行知识和话语创新的研究路线。我们认为,中国话语建构首先要在对规制方向的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上进行突破,因此,从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看,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十分重要。

    当下语境下的“中西”问题
  自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中西关系就一直是纷争不断的话题。我们的讨论把它置于当下语境所突显的问题意识之下。
  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诞生于西方,其土壤是在欧洲最先开启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并在其后的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世界”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源型”的性质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思想甚至是社会科学各种“学”的基础,但只有经过外来理论的激发,才能完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升级改造和转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开始引进、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学术先贤们做了很多消化、吸收以及中国化的工作,但这一历史进程也发生过中断和挫折,形成我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赶快补课”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勇于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工作。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浮躁学风的影响之下,虽发表了大量研究西方理论的论著,但多限于浮皮潦草。
  必须指出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出现了被称之为“硬性西化”、被西方话语统治着的局面。“以西代中”、“以西释中”、“以西律中”大行其道,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没有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踪影。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体制机制上的硬性“西方标准化”的要求和激励政策。我们常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还应当补充说在错误的体制机制下理论研究同实践是拧着劲的。这种情况不改变,不但不利于社会科学发展,而且也存在颠覆我们民族基本价值和信仰的国家安全风险。还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的学说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真正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但在现实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西方“大师”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被淡出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针对这些倾向性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解决因文化自主性缺失而导致的到别人那里“认祖归宗”的自我轻贱、自我毁灭的问题。从学术生成史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产生同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相连,用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首先就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另外,以始发于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标志性事件,表明西方理论所支撑的“历史终结论”制度神话已被打破,西方理论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已越来越难有作为,更不用说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中国的崛起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创造的历史奇迹,内含着中国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理论资源创造新的话语体系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与“西学”以“主客二分”为主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学”具有自己把握世界的科学特点,形成了贯穿理念、规则和信仰的精神链条的独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能用“西学”的标准和术语来否定“中学”的科学性,而且正如西方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解决未来世界的问题要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学”那里汲取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重视自己的学术传统,将失去梦想和智慧之源。
  但是我们在克服上述不良倾向时,决不能再持要么奉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要么奉行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的中西对立的学术立场,而应当走会通融合、取长补短、相互涵化、综合创新之路。也必须指出,中华文化自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在我国的学术发展中“排外”不会成为主导倾向,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排内”,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是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构建“中国话语”,我们可以从我国高铁发展的模式上得到启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只要采取开放、自主、自觉的态度,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的社会科学是能够创造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 

    “中国话语”构建的词语载体
  构建中国话语的概念体系需要借助已有的学术文本词语。不过,虽然我们确立了中西兼容互补的原则,但真正从话语语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正像中医的“心”、“肾”等概念同西医的“心”、“肾”概念不是一回事一样。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过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识社会的概念“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量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在操作层面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加以实现。
  一是本土概念的提升。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用“小康”概念表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词语经过现代转换仍可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当代价值的“中国话语”的组成部分。再如,赵汀阳教授把握中国原典“天下”一词的精义,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带有不平等含义“帝国体系”的“天下体系”概念,这就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的话语建构。
  二是西方概念的中国涵化。我国现行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是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些概念体系可以提供科学论证的假设前提,但却需要通过检验过程明确其是否具有适用性、真确性和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并达成中西涵化之效。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们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概念耳熟能详,却忽视了费老晚年对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社会”概念进行新阐释的独特贡献。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概念源自西方,但由于陷入“主客二分”范式的泥淖之中,无论是重社会的结构主义还是重个人的行为主义,都不能对社会提供圆满的解释。后现代主义对经典社会学做了许多颠覆、解构工作,但在对社会的科学解释上仍无大作为。费老凭借学贯中西的厚重学养,破解了西方社会学的迷思,他把“生活”引入社会概念的内涵,返璞归真地提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是“群体中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均以提高人的生活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诉求来说,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解释框架。费老虽然仍在来自于西学的“社会”概念上“筑巢”,但经过中西涵化后,它已经是中国化的社会概念了。
  但是,借助中外学术资源构建中国话语,往往会出现中西词语相互纠缠的情况。比如,“小康”是本土概念,但“小康社会”就是中西合璧的概念了;“天下”是本土概念,但“天下体系”同样是中西合璧的概念。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中西学术交流史中,这种中西概念相互交织缠绵的状况成为实际存在的过程,但需要防止的是“以西律中”,用西语抹煞本土术语的丰富内涵。
  三是对“草根”话语的提炼。这是为论家所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活是概念形成之源的话,那么作为生活和实践主体的普通草根大众之中则蕴育着巨大的知识能量,特别是互联网正在构建一个“人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一位西方学者就提出,“普通人的共同语言逐渐被视为语言创新的主要场所”,“应该在共同生活中以及普通人的声音中寻求真理”。因此,从事知识生产的学术精英的眼光不仅要盯着“庙堂”、“学堂”,也要面向“山野”;不仅要关注主流学术的“大传统”,也要关注草根的“小传统”。“小传统”并不小,有时草根的话胜过“大师”洋洋万言。草根话语“文本”有两种表达方式:“语言文本”和“行动文本”。后者即用行动所发的声音。例如,面对社会功利化倾向,在普通老百姓中通过“诵经”、“拜孔师”等行动发出回归传统文化的“话语”。再如,在普通老百姓中出现的养生、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以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休闲旅游热潮和志愿者行动及互联网所推动的大众社会参与行动,都表明人们的生活诉求日益扩大,因此需要建立超出日常生活概念、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概念。这种“行动话语”同时也表明,构建中国话语并不是单纯构建“知识”,而且也必然包含实践性、价值性的新建构。 (王雅林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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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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