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中焕发生机
发表时间:2018-04-26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来说,2018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年份。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等,都需要我们去纪念和展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我们审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及其与中国道路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逻辑,方可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智慧。在以“新时代社会认识与国家治理”为主题的第十八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来自国内各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真理标准大讨论’及其当代意义”“新时代文明的活的灵魂——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演变与内在逻辑”“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境界”“新时代社会认识与认知正义”“新时代国家治理与善治逻辑”“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议题展开了多维透视与开放式探讨,其所形成的成果、达成的共识表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时代及所蕴含的中国问题紧密相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中焕发生机,研究方式和路径正在从“解释”转向“改变”,并在以哲学的方式实质性地介入到现实生活中创立具有自主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马克思与我们的时代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的特里尔。作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及其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是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在《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170年历史变革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立足时代特点,运用其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破解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以哲学的方式实现了与时代的同呼吸共命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思想智慧。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欧阳康认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在新时代的高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其对人类命运的一种关注。这种关注既有思想的关注、理论的关注,又有实践的关注,其本质性表现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理论旨趣。中国走进新时代将深刻改变世界的时代特征。在整个经济全球化依然不同程度地由西方所主导的境遇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以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加以展现,需要我们思考国家治理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以及如何将人类历史发展的所有思想智慧融合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等等。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应当找到自己的问题,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对象,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势必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革命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景源提出,结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则就是使“主义”实现“道成肉身”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唯物史观,致力于政治建党和思想建党,将“主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付诸制度,伟大历史人物在坚持和发展“主义”基础上的历史活动等,均使得“主义”在中国扎根开花结果,乃至于“道成肉身”。

  马克思虽然已经逝世130多年,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但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马克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指出,在新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注重思想的力量,以哲学的方式把握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解释这个新时代及其内涵,使“强起来”的中国有“强起来”的思想;我们依然需要注重经典为本和现实活动互动的逻辑范式,尤其是要关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现实问题,批判并超越对物的依赖,超越对西方理论的依赖,确立我们的学术自我、学术主体性;我们依然需要为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总体性的方法论;我们依然需要具有真理性、道义性和人类性的理论;我们依然需要在理论创新中确立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和自我革命的精神。在新时代,哲学研究要进行自我革命、发生一种历史性变革,即由过去我们在哲学方面的被动性要走向哲学的主动性,从而构建中国的理论,用中国理论来引领我们的实践,从哲学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引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深度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过程,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个历史时刻纪念马克思,需要关注四个问题:一是对于马克思理论的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概念是从早期交往关系概念来,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二是改革开放的实质及其40年发展的启示在于,我们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要资本可以发挥其文明化作用,但是不要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会导致野蛮化的趋势;三是要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四是要关注与时俱进和一脉相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之间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思维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韩震指出,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对资本主义进程的一种反思力量,这种反思的力量让曾经处于落后地位的中国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保持精神独立性的、一种与资本主义进程和资本的进程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文化表现方式。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参与世界治理的前进脚步,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开始了谱写民族振兴的文化叙事新篇章。一是中国人民以崭新的精神状态重拾了民族文化自信心,文化自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二是中国人民以崭新的思想面貌连接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开启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进程。三是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国际视野参与文明的交流互鉴,在世界范围内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念、传播中国价值。四是中国人民以崭新的奋斗姿态进行文化创造的活动,走上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新征程,建设文化强国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叙事过程。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平认为,我们构建新时代唯物史观的重大使命就是,要深刻阐释、布展和引领新时代中国逻辑,包括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并为绘就人类文明道路新前景提供“中国方案”。因此,我们的研究包括三大方面:深刻阐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中国历史逻辑,自觉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演进规律;深刻阐明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新时代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阐明新时代中国道路对于世界新文明道路的开创意义;深刻阐明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场逻辑,理解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

  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表明,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哲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必然依赖于我们整体性地、根本性地提升其实践性品格,把时代中的问题转化为哲学中的问题,在哲学与时代的双重互动中,迎来哲学理论的创造、学术的繁荣以及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意蕴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全球范围内深入研究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各国的自主选择机制,研究全球治理变局及其演进趋势,大力推进全球善治,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的揭示,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郭湛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聚焦的中心问题是“两大共同体,一个发展观”。两大共同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大共同体的发展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共同体靠社会公共性维系,科学认识和构建共同体的公共性,关系到共同体的命运和前途。客观地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共同体的共同发展观,即共同体主义发展观或公共主义发展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认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虽然刚刚被提出来,但是哲学的任务是把握它的基本性质。具体言之,作为新型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建设性方案,“中国方案”包含着诸多的内容,如“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方案”以超越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是以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这个新的文明类型的定向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道路,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深厚的和平主义传统。不仅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已经占有了现代文明成果,而且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采取社会主义的基础定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道路复活并重建和平主义的伟大传统,从而开展出了真实的世界历史意义。浙江大学讲座教授王永昌表示,中国成功走出的现代化建设道路以及未来更加汹涌澎湃的现代化事业,将雄辩地证明人类的现代文明之路是多样的。我们已经并将继续向世人展示出全面协调、整体融合发展的优势,这将是开创人类文明发展新道路、新境界、新方位的划时代壮举,当代中国正创造着复合型的文明形态。围绕“当代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丁立群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全球化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对当代全球化的明确定位,即由经济全球化到总体性全球化,其意味着当代全球化已经由初期的消极性逻辑进入积极的建设性逻辑;使当代全球化的普遍新理念由西方的“普世价值”转变为人类的“共同价值”;使当代全球化由以生存价值为关联基础到生存价值与发展价值的统一。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梦秋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有其充分必要条件:一是人类的整体利益或安全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威胁;二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目标的形成;三是共同的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建立;四是众望所归、积极主动的提倡者、推动者、主导者。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它标志着,一种基于中国道路的“中国方案”正在形成,一种基于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理论创新正在展开。伟大实践昭示着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创造的强大动力、学术繁荣的广阔空间,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大有可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最终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人类世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表明我们正在践行并张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正在以哲学方式回应我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德顺指出,从依法治国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全面依法治国,这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没有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需要我们下功夫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应该立足于三个思想理论资源,这就是中国传统法学思想、西方法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三个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一是要在基础理论的层面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法治理论体系。二是要避免那种对法律和法治持有宗派主义情结和工具主义的方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丰子义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人学内涵,从其治理的目的和目标来看就是突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主要任务就在于激发活力,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发展社会服务、提高惠民的社会服务水平、创新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和谐、强化国家公共安全管理、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全等,这些都是围绕人的生存和发展来展开,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离开了这样一个宗旨,治理就失去了它的起码意义。具体应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治理理念;多元治理主体作用发挥;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主体。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讨论新时代社会认识和国家治理问题,需要思考这样两个关键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认识这个社会就是为了有效地治理有效地改变这个社会,认识治理就是认识中国的社会。另一方面,现在中国面临着一个伟大的转变时刻,迫切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要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对诸如资本主义起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等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林剑认为,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明确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因此治理也是一个政治概念;对现代化的定义应该越过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应该贯彻科学性与真理性相统一、相平衡的观念;应将人民群众视作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现代化永远在路上。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正东认为,在新时代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问题,应该在哲学的维度上进行。这需要我们在理论资源上推进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下实践语境当中展开的理论视域问题进行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唯物辩证法展开的探寻和应用、客观矛盾运动规律的自觉意识,对我们今天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自觉探索和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的哲学方法论的启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向东提出,从哲学的视域看,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观念的变革、制度的创新、主体性的迸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则意味着一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文化传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渐进改进、内生演化的新文明形态成为可能。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祖社提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实践唯物主义之公共价值与普遍正义立场,始终基于全体民众“美好生活”之最大福祉与期望,秉持“现代性”反思视野中“实践生存论智慧”的逻辑,创造性地开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有关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依然处于“现代性困境”和迷茫中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兼具智识论、行动方略论意义的启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其始终如一地将心系现实问题作为自身安身立命之本,因而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其所蕴含的哲学理念,需要我们进一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层面加以阐释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再次获得生机活力,彰显其理论的生命力。

  构建具有主体性、体现原创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理论的创新,既根源于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又与研究者问题意识的自觉及主体性的张扬息息相关。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否呈现出与之精神实质相符合的学术气象,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以中国问题为研究起点,是否提出了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以及是否构建了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应该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重要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孙麾指出,改革开放40年,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跨越了工业革命和建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基础上实现了向现代国家的转变,那么今天巨大的社会转型、复杂的社会实践和国家对理论的迫切需要,都非常迫切地呼唤中国哲学的出场,或者中国原创哲学的出场。历史已经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时代判断对国家命运至关重要,因此做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篇大文章至关重要。我们应该从三个方向努力: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规定性,重新发现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理解中国;站在时代制高点上阐释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马俊峰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中兴起的,它既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念转变,推进了改革开放。为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还需要改变一些不合时宜的价值观念,努力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提高国家的国际形象。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认为,对于时代变革中的理论创新,中国哲学界需要有忧患意识。哲学界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坐标去审视我们所面临的中国问题,我们要写出一部社会主义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如何实现发展的历史,我们不仅要重新去理解马克思、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更要从中国的现实经济基础深刻的变化中用范畴来反思历史,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只有用逻辑和范畴方可赋予历史的资料以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贺来认为,学界40年前围绕“真理标准问题”展开的大讨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成为当代中国以哲学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社会进程与发展方向的经典个案。这启示我们,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应以如下方式介入和参与现实社会进程:充分发挥哲学的反思批判属性,突破既有的教条和绝对界限,从而为“改变世界”开辟道路;通过转变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推动社会文明进程;通过对现实社会“矛盾”的反省推动世界的改变。唯其如此,哲学才能获得更大的思想空间,为时代的变革提供思想力量。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孙伟平认为,哲学的创新依赖于对时代发展中遇到的新的现实问题的观照。以智能系统为例,在哲学层面反思智能系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或者消极的效应,探索智能系统的社会属性、构建社会责任系统、确定其发展的价值原则,等等,必将为哲学的创新提供新的领域和天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强起来”应该体现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能面临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构建与“强起来”的新时代相匹配的哲学。其关键在于,要在发展观念上有所转型和提升,处理好三个方面的问题:现代性发展的一与多的关系;现代化发展的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现代化发展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天俊提出,哲学在这个时代的自我理解问题,关乎哲学理论创新。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做到,按马克思理解马克思,按马克思理解我们的历史处境,按我们的历史处境理解马克思,按我们的职业理解马克思。

  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时代特点在不同领域的开发,那些专用术语的深层次的文本的解释,历史性的思想脉络的梳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新的定义等,都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在反思苏联传统教科书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辩证法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文本考证与思想回归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及其思想的开掘;在中西马哲学对话中对于理论的创新;在中国问题的观照中对主体性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发展理念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等的讨论,以及由此所开辟的人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发展哲学、政治哲学等研究领域,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空间。学术界以上述诸多范式为切入口所取得的成果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自主性。

  本次论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或许就在于,它标识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的话语开始从“解释”转向“改变”,一种基于中国乃至人类现实、着眼于“改变”世界的哲学研究范式将再次踏上新的征程。更为关键的是,今天我们面对新时代、新问题要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品格和精神实质这个层面的继承与发展,更加关注从整体上和根本上研究中国问题的方法论效益。时代呼唤具有现实气息的哲学理论。新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即在破解中国问题中彰显生机活力,在重新发现中国中将再次迎来自主性原创性哲学的出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部 王海锋) 

责任编辑:王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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