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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时代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些什么
发表时间:2018-08-15来源:学习时报

  自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向人类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改天换地的能力。几百年间,整个人类物质文明的大厦全部建立在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力量的基础之上。科学所获得的辉煌成就是以往任何一种知识体系从未有过的,技术也成了造就人类社会变化最强大的力量。人类正处在史无前例的科技时代,不仅是周遭世界,就连人类自身的生命、行为、认知乃至意识、情感和道德也面临着被科技手段深度改造的前景。如果我们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车,那么,坐在这列火车上的全体人类正在科学技术的驱动下向着未知呼啸前行。对此,我们是只需为愈来愈快的行驶速度欢呼雀跃,还是应该冷静追问我们正在驶向何方?科技时代,擅长追问与反思的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些什么?

  启蒙并未终结

  2018年6月,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发表了一篇题为《启蒙如何终结》的文章,表达了人文学科领域滞后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担忧。曾经的启蒙时代,是人文学科领域的思想弄潮儿引领整个人类社会的风向。技术被用来传播某项新的哲学见解。可是今天,人文学科界对正在迅速发展并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人工智能技术缺乏了解,或者被人工智能的能力所吓倒,遑论引领技术发展。与此同时,科学界专注探索其成就的技术可能性,技术界专注于技术的商业前景,二者在政治和哲学方面都缺乏经验。

  早在1959年,针对当时英国有科学家不知道莎士比亚、有文学家不懂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状况,兼具科学家和小说家两种角色的C.P.斯诺在剑桥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谈及“两种文化”,指出了当时英国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隔阂,即,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两个群体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彼此互不往来甚至相互鄙视。斯诺希望两种文化之间能多多沟通理解。不过,那时的英国重文轻理,所以,斯诺更多批判的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替科学家群体打抱不平。

  然而,今天这种状况似乎颠倒过来了:恰恰是科技界强盛发达,人文社科界式微衰退。如果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就是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那么,今天这个科技时代,人类是否还可以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选择前行的方向,不迷失在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惶惑之中?在笔者看来,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科技时代,科学技术自身的样态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需要携手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共同应对挑战。人类的启蒙运动并未终结,只是之前的启蒙片面地仰赖工具理性,逐渐抛弃了价值理性。现在,是时候让以人文社科所代表的价值理性回归了。

  科学的发展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

  首先,科学技术自身的样态已经发生改变,我们需要刷新我们对科学的理解。众所周知,诞生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对事实和价值进行二分的哲学基础上的。得益于此,科学仿佛是一本在开头按照既定方法规则演算、在结尾就能找到明确答案的练习册。在这里,大自然是简单的,大自然的规律是确定的,人类也因此可以控制自然。在这里,没有不确定性或价值的立足之地。为了确保科学技术总是服务于人类既有的目的,运用科学技术的结果也总在人们的预期之中,为了防止价值或社会因素“污染”纯洁的科学研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设计出了一套方法论规范,作为判断是否是科学的标准;以默顿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总结出了一套社会规范,以确保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像任何知识一样,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科学家并非仅仅依靠实验室的数据得出科学结论。实验室的数据经常存在不确定性,不同科学家之间、不同实验室之间,需要对实验结果进行协商,以确定哪些是重要的数据,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不确定性。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科学结论的达成、科学共识的形成,都是通过科学家作为社会人来完成的,都涉及社会性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科学家的兴趣、利益都有可能影响到科学研究的问题的选择和定义、结果的评价、知识产权的处理等。可以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价值是无处不在的。只不过,价值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在各种客观的数据和图表背后。与此同时,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科学界目前普遍用来确保科学研究工作可信的同行评议和可重复实验方法,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也存在包括种族、性别、语言、国家、内容等各种形式的偏见。简言之,进入大科学时代,科学活动早已不再是有志于探究自然奥秘的人的业余爱好,而变成了一项职业,更变成了满足社会某项经济需求、体现社会某种政治意图的手段。科学技术塑造出来的人工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自身具有脆弱性和易受攻击性。在糅合了各种政治、经济因素之后,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已经和资本一起,将我们推入了一个“风险社会”。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社会秩序是互相内嵌,彼此共同生产出来的。科学技术研发过程不能被看成隔离于社会关系之外的黑箱,社会和价值问题也不能被狭隘地局限在对科技的后果应用上。科学家们不能只听凭科学技术自身的逻辑,而需要依据能否造福人类社会的价值标准来做出是否进行某项研究、如何进行研究的选择。克隆人研究被各国禁止就是一例。

  其次,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政策问题也呼唤人文社会科学的出场。今天,很多科学问题不再起源于抽象的科学好奇心或者工业的需求,而产生于那些事实不确定、价值有争议、风险巨大、决策紧迫的典型争端。此时,那种根据实验数据得出结论,再依据科学推理制定适合且无争议的政策的传统思路,已经不再适用了。在问题解决活动中,传统的“硬事实”较之“软价值”的支配性地位被翻转了过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兴技术那里,对后果的控制越来越不可能。现在,事实是软的——科学上无法给出唯一确定的结论,价值观却是硬的——人们迫切需要做出基于价值观的决策。这意味着,有效的科学实践规范不再可以无视由科学活动及其后果带来的社会和道德争端。对此,仅靠自然科学界本身是无法破解的,需要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在内的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做出贡献,也需要发扬对世界和社会的多元化认知。所以,科技时代比以往更加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在西方,近年来,以科学技术论为代表的跨学科人文社会研究以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研究、技术评估和公众参与等各种形式涉入了诸如纳米技术、合成生物学等科技领域的研发过程,试图用社会价值型塑科学技术,使之以公众可以接受的方式嵌入社会,取得了一定成效。在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展现出了跨越“两种文化”的合作迹象,不仅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人工智能战略或政策文件都特别强调人工智能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人文视角,谷歌、微软等科技公司也自发成立了伦理委员会,公开讨论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伦理挑战。

  2017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发表演讲时曾说: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因为科学就像在黑暗中探索一样,人性就像是烛光,照亮我们走过的地方和前路的艰险。是的,科技本身是不够的,唯有让科技和人文结合起来,才可以让我们真正懂得如何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当价值观跟科技融合起来时,科技的光芒才能真正地惠及所有人。科技时代,启蒙并未终结,真正的启蒙才刚刚开始。(作者:胡明艳)

责任编辑: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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