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以及社会对美德的回报

  

  美德首先关乎国家文明秩序与社会和谐。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取决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 [美] 约翰•加尔布雷思:《好社会》[M],南京: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15。]孟德斯鸠谈到国家体制和建设时曾强调:“共和国需要品德”,他描述了一个国家当“品德消逝的时候”,就会弥漫物欲、野心、贪婪、权力和放肆,国家的毁落,公民的幸福就都不可能实现。诺奖得主道格拉斯也强调,在人类行为的约束体系中,非正式制度的软约束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因为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美德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约束的。在今天和谐中国和人民幸福指数构建中,我们很需要体现中国价值理念的品德力量。

  美德也关乎公民的素质以及人性的塑造。在诸多人性规定中,美德是人的一种内在价值,也是心灵品质的优秀状态。可以说,美德是人“应成为什么”定义中的关键词。我们要塑造的人,不是失却精神沉沦物欲的“单面人”,不是纯粹活在“自私的基因”中的动物人,而是有物质有精神,有“小我”也有“大我”,有梦想和追求的现代中国公民。

  美德还关乎民族的品格及其命运。世界文明进程中,有古代中国、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等四大文明发源地,唯有中华文明发展延绵未绝。究其根源,最重要的是中华文明不但有文化之“术”即辉煌的文化形式和器物积累,还有深厚的文化之“道”即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流传。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失落了它的民族精神和美德取向,就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历史性发展。

  

  从雷锋、郭明义,到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个当代好人和道德楷模,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折射着中国社会主义当代价值观,也内涵有人类美德的印记。许多好人和道德楷模的事迹,也许简单平凡,但往往会深深触动我们,因为在他们的行为品质中蕴含着中国精神乃至人性精神中最美最深刻的那部分――爱心、责任、奉献、信诺。他们的事迹之所以打动我们,还因为在平凡中蕴涵有难得的坚毅品质和人生习惯。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做好事;每个人都有“习惯”,但不是一切习惯都会令人感动,康德指出“习惯的事情”与“应该习惯的事情”是两回事,道德楷模们的人生习惯是一种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应该的习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实力和社会文明获得了极大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辨善恶不知荣辱的人和现象。在麦金泰尔批评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呼唤回归人类美德时,这些好人的道德形象给这个时代带出了片片亮色,同时带来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格影像。鲁迅曾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以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些好人,这些道德楷模,怎么看都属于实现中国梦、构筑中华民族脊梁的那部分。

  人类自古希腊始就在思考:什么是好生活?为了好生活我们该怎样做?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今天的好社会要建设成物质丰富、人际和谐、文明有序的社会,还要成就人性,成就有德性良知和自觉理性的好公民。若公民普遍德性不在,不自觉,不自律,社会文明就难实现,社会治理成本就会加大。就公民美德素质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文明秩序中功能而言,麦金太尔说,“在美德与法则之间还有另一种关键性的联系,因为只有对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 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Alasdair MacInt yre: Aft er Virtue, Not re Dame, the University of Notr e Dame Press, 1981, p. 136.]所以,好人以及道德楷模在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在引更多人向善而行。在今天社会治理体系中,不能忽略了公民具有的道德力量。

  

  社会需要美德,社会对美德及其好人也必须给予相应的肯定和回报。一个社会的风尚和治理能力,与社会法治及社会道德感相关。而道德感的形成,和扬善抑恶的道德生态有关。如果力行道德的人得不到社会肯定,无德之人没有贬斥和责罚,“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这种荣辱评价不明、善恶扬抑不公的社会环境,久之必致德行与社会回报的二律背反,引发不利于社会道德感建设的恶性循环。德行成了有德之人的重负,缺德成了无德之人的通行证,有德者默默奉献,无德者反而享有他人的奉献。借用经济学说法,即“劣币驱逐良币”。一个社会如果陷入这样一种不合理状态中,那么,社会风气败坏,人际关系恶化,人性品质堕落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所以,既使好人和道德楷模不为回报而德行,公正的社会环境仍应努力消除义务与权利、贡献与获得、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让做出道德奉献的人,在社会回报中客观上获得他应有的道德权利。道德回报形式可以是精神奖励、物质奖励,也可以是为他创造一种更好发挥力量的机会。我们今天推举身边好人和道德楷模,为他们设立相应基金和奖励制度,传播赞颂美德事迹及其精神,使人们感到做有德者高尚,做奉献者光荣,有德者才大有可为,就是在扬善,回报道德之人,是在使道德楷模的社会形象产生更大的道德影响力。

  树立道德楷模和道德榜样,建立完善社会道德奉献与回报机制,也是教育培养提高全社会公民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同时,在强调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在明确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语境中,更需要建立起扬善抑恶的德行回报机制,如此,道德楷模才能更好发挥榜样作用,更多引人向善,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形成善善相生的良性循环,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出更多社会道德治理的力量。(葛晨虹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伦理学重点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