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
发表时间:2011-08-10   来源:文汇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总结说:“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有着自身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而且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制度形态。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这些论断清楚地回应了社会中一部分人在肯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同时,否定政治发展、在认识上割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历史关联的观点。

  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而言,虽然经济社会发展最具经验性从而也是最容易被肯定的,但离开了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逻辑是无法得到解释的。发展是结构性的。经济增长背后深藏着中国特有的发展逻辑。其中,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一直是在中国政治体系的保障和促动下实现发展的。

  政治制度表现出的特点和优点,是政治发展最具实质的方面。如果一国的政治发展不能塑造出具有自身特色和优点的政治制度,它就很难走出政治发展的独特道路。在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自主性、适应性以及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包括: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行政制度、司法制度等具体制度。任何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都在于它同社会的功能联系,即都在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能力。中国业已形成的这套政治制度,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什么?满足了中国社会的哪些需求?总体看来,作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制度保障,中国的政治制度已形成体现其特点和优点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功能:即保障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整合,实现了政策优化等。这些功能都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它的有效发挥正是这套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

  在发展进程中,社会政治的稳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性和困难性同时并存的问题。重要性在于它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而困难性则在于超大社会本身的复杂甚至异质状态。因此,长期以来,寻求一个能够应对这两方面问题的政治制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实现稳定的功能,是由制度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当然也是由制度所拥有的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汲取政治资源能力所决定的。无论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其他政治制度,都既存在着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又存在着核心的一元性。这种结构的特点使该制度既能够发挥不断汲取政治资源的功能,融合各民族、地区、宗教、界别、阶层的不同利益,又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团结的力量。有利于实现社会政治稳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社会整合的根本问题就是各种利益,尤其是相互冲突利益之间的协调;就是通过政治制度运行过程,各种利益之间形成妥协或协调一致的关系。因此,社会整合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吸收、同化、消解和融合社会各种利益和要求的能力。在发展进程中,中国超大社会表现出了自身特殊的社会整合规律,这种规律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其作用的机制主要表现为:建立遍及全国范围的组织网络,以此为纽带协调各个地方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和行动;建立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关系,保证党领导下的全国施政的统一;利用各级党政组织,保障人民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参与,掌握对全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优势;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利用强大的组织网络的影响力整合周边的政治资源;建立共产党同其他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关系,团结各方力量,调动各方积极性,强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整合。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又一特点和优点。

  政治制度在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基础作用。但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契合于公共政策的社会过程,仍是一个有待于实践检验的问题。在这方面,与大多数国家不同,当代中国另辟蹊径,它正在形成的低代价的政策优化功能引人注目。按照西方政治理论,现代政治制度作为连接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的中间环节,其社会政治功能主要是通过这种连接在提供政治合法性的同时,实现政策选择的优化,而这种功能只能通过各政治力量竞争才能获得实现。社会各利益集团更是通过各种压力形式包括街头运动的形式参与公共政策。因此,西方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建立在社会竞争和冲突这种相对较大的社会代价基础上的,表现为有的国家社会冲突加剧,政局不稳,以及街头运动时社会资源的大量耗费。中国必须选择以更为低廉的成本解决同样问题的体制。从现行政治制度的总体上看,这种政策选择的优化过程一方面主要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基本的政治制度,并通过正逐步制度化的其他定期和不定期的政治协商形式实现的,另一方面是通过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和群众路线实现的。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制度框架留有政策优化充分发展的空间。从根本上讲,政治领域先进社会生产力最为直接地体现在政策上,而政策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则依赖于一个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巨大成就表明了政策优化的实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践中表现出的政策优化功能,不仅体现了我国政治的特点和优势,而且也预示着一种新型政治制度正在充分展开它的内涵。(程竹汝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贾五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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