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福瑞:先立德而后文艺
发表时间:2017-03-30   来源:人民日报

  如何看待道德与文才的关系?赵树功的《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该书入选201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辨析。

  论才与论德在传统思想中是浑然一体的,古代才与材通用,德的本义即以“材质所得”为主,先秦思想家以性为人普遍的抽象,以才为个体的材质,视全面开掘自我材质为成就德性的手段。

  回溯历史,尽管三国时期出现了曹操“唯才是举”的权宜政策,但无论文艺还是吏治,德才兼备一直是一个主流的境界期待。

  在政治铨选上,元世祖时,赵天麟上策曾云:“选用之法,莫贵于德,莫急于才”,其中“才德兼全者大丈夫”,而“有才无德者”则被命之曰“小人”。文艺审美的尺度亦然,但凡研讨诗文,在才华要求之外,论诚者为言德,论真者为言德,论诗言志、诗缘情、诗出感兴者皆为言德;追求成教化、厚人伦、美风俗者更是言德,文艺瞩望着德才兼美。谢榛《四溟诗话》中曾将文才比作舟船,德行比作舵:“心犹舸也,德犹舵也。鸣世之具,惟舸载之;立身之要,惟舵主之……大抵德不胜才,犹泛舸中流,舵师失其所主,鲜不覆矣。”意思是才与德不可分,就如同船与舵不可分一样。没有德行保障的创作,就如同舟船失去了舵的掌握,既没有方向目标,更无从把控力度,那么船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又如何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值得关注的是,对创作而言,德并非出于思想稳定需要而“临时从场外租借的规范”,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中,它与文学创作存在着根本的关联。

  德才兼美是创作传世的重要条件。创作依托文才,但才高八斗也难免千秋淹没,原因诸多,其中道德是作品能否进入主流传播从而获得赏鉴并流传的先决条件。

  陆游宣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陈仁锡反问:“士不立品,才思索然;文章千古,寸心自知,无人品则寸心安在?”无品无德,才思都会萎缩,又何谈赏识美、品鉴美的情灵?更有甚者,“谁与较失得哉”?为人所不齿者,作品如何有为人评量的机缘?

  德才兼备,也是艺术审美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文艺作品并非文艺形式与道德内容的机械叠加,道德不会成为低劣艺术毛坯的点金石,文艺自然更不能简化为道德的传声筒。文艺之所以离不开道德,是因为通过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充扩胸襟,能直接影响主体文才的发挥:德修则刚健不馁又葆华养和,才气自然轩举;德修则民胞物与,家国关情,而非风花雪月的自我沉醉,也非讨好“窄众”俗趣的沉湎,才情自然雅正;德修则审己有度,察物有道,能够超越一己功利、超越一时迷障,才思自然阔达……

  这并非是今人应景的花腔,而是古人在长期文艺实践中早已勘透的真知,诸如论书:“心正则笔正”“人正则书正”“作字先做人”;论画:“学画者先贵立品”;文学自然概莫能外,刘熙载一言以蔽之:“诗品出于人品 ”。对于具有文才的作家而言,德立则文明不是空洞的说辞,而是“实实在在的艺术臻达顶峰的必由路径”。

  当下生活中,不乏禀赋非凡的作家、演员,但其中少数人对一些强化自我修养的忠告不以为然,究其根源,在于他们偏执地认为论修养就是对才华的钳制,没有真正理解才德之间从社会意义到美学意义的深刻关系。无论何时何地,凡为文人,“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视为才德关系的公论。(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原馆长 詹福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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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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