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从第一首“红诗”到文化大繁荣
发表时间:2011-05-20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一个时代的青春期

  新思潮点燃“五四”圣火,文学青年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中成长……

  最初的一线曙光

  躲躲藏藏地窥了

  众生(底)心沸着

  鼓着雄壮的勇气

  狂热地跳舞着,起劲地歌唱,催太阳起身

  我们生活的苦闷

  我们生活的枯涩

  你撒给我们爱和光

  我们底(的)生命才得复活呀

  但还有许多兄弟呢

  他们(底)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呀

  亲爱的父亲呀

  升吧升吧

  快快地升吧

  多多多多地给些光呀!

  ——节选自《天亮之前》

  1921年12月23日,一个名叫汪静之的诗人写了一首题为《天亮之前》的诗。写作源于当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反动军阀的血腥统治下秘密召开,汪静之从一位要好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觉得参加共产党的这些人很有志气,于是写下这首诗。

  据《党史纵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考证,证实这是第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的新诗,当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诗人把它收在爱情诗集《蕙的风》里,所以也被人们当成了爱情诗。

  这首诗写成之时,也恰逢“五四”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新思潮点燃的“五四”圣火越烧越旺。一大批文学青年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核心人物的影响下,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自白话文开始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国民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并开始全面展示“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争取个性解放”的全新主题。而此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郑振铎、郭沫若、沈雁冰、郁达夫……在这段历史中,成长为改写未来的中坚力量。

  至此为止,中国文学其“自身传统”的延续,实际上是终结了,最终关上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门,同时打开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同时,中国社会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穿越红色三十年代

  短短几年,中国对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的翻译、出版和研究,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峰值。

  敏感的、青春期的年轻人,自己解放了自己。但是外面的世界正像一列火车轰隆隆地行驶,这一切让人怎能只满足于谈谈诗歌与爱情。

  1930年,汪静之的三位诗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应修人给冯雪峰的信中说:“我们应携手而同行;文学事迟,时不我俟,试看国门外蹲满饿虎,门里又豺狼当道,我们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提把雪亮的刀,非要同时各尽一分力以杀贼不可。”冯雪峰给他回信:“我们耻以文人相尚,应诗人而兼革命家。”

  “左联”的成立初衷是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鲁迅是主要发起人之一。这位新文化运动中的扛鼎之人,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再度成为旗手。1930年,他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第一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并且指出左翼文艺家一定要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

  一直到“左联”解散的6年时间里,左翼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据统计,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短短几年内,中国对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俄苏文艺理论批评和世界左翼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达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峰值。这意味着,走过“五四”“青春期”的中国文化进入一个新时期:虽然文学仍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但是之前对于社会阶级背景、社会贫困原因模糊化的叙述,到了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清晰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化,只令中国与欧洲形成一种借鉴的对话关系,而左翼文化却迈出了幅度更大的第二步,那就是完全汇入某一种世界性潮流。事实上,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除非洲外,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几乎全球的知识界都涌动着一股“赤潮”。

  这种与世界性“红色三十年代”的呼应,大大鼓舞了中国的左翼青年。1936年由于抗日形势需要,“左联”解散。一些以上海为主体的左翼人士投奔延安。当年9月,丁玲率先来到陕北,拉开了文艺家涌向延安的序幕。紧接着,周扬、艾思奇、李初梨、田间、郭小川……几乎后来新中国所有文艺门类的精英力量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当时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5万多人,仅1938年5月到8月,经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就有2288人。此后十年,延安从一个贫瘠落后的边区,迅速变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的“全国的心脏”,而中国革命、中国文化也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发生变化。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了文艺为工农服务的方针,为新中国的文艺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被毛泽东称为“上海亭子间的队伍”与“山上的队伍”的两支文艺队伍的会师,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了稍许不适应,但也打开了文艺创作的新空间,并且为日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埋下伏笔。

  1938年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说:    “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很好地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指出文艺工作应具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个以“红色文化”为基本构建民族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构想喷薄而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文化走向繁荣复兴的奠基之作。

  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各个艺术创作领域都在民族化、群众化取得重要成就。这个时期,文学创作提供了“中国气派”的最初范本:《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漳河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塑造了中国最初的活泼朗健的农民形象和基层革命者的形象。作家们在艺术形式上做了重大的变革。作品中普遍大量地运用工农群众的口语,加以努力向民间文艺学习,注意借鉴传统文艺的表现方法,扭转了过去作品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的“欧化”现象,使新文学更为接近广大群众。

  戏剧创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1942年以前,戏剧表演以演出国内外名戏大戏为主,自主创作较少。《讲话》发表后,许多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戏剧作品纷纷涌现。

  有“反扫荡”斗争中军民英勇战斗故事的《我们的指挥部》、《军民之间》、《三光政策》;以工农兵人物为素材的《赵占魁》、《吴满有》、《张玉清》;反映敌后根据地军民战斗生活为题材的《丰收》、《粮食》等。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创编了许多新戏曲,许多至今还影响深远,例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

  从这些成就以及后来的文艺实践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意义怎样估量都不过分。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给新中国的文艺发展道路指示了新方向。

  虽然这条路有过曲折,有过“左”倾思潮影响下,违反艺术规律造成严重失误的教训,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原则、大方向和大秩序已经确立下来,即使走过弯路和错误,方向总是前进。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呈现多元化的大气象。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针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新任务,1956年5月,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正式公开“双百方针”,宣布“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

  “双百方针”为文艺界注入了一缕春风。从1956年到1957年,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仅北京市就先后开放了京剧传统剧目20余出,同时收到名老艺人献出和收集的京剧剧目1000多个本子,1060余出戏。文学创作上,题材和主题的范围扩大了,体裁和风格多样。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优秀作品发表。诸多著名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等,在沉寂了很长时间后开始积极写作。

  总的来说,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17年间,诞生出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还被作为经典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等都是那个时期创作的。这17年间,还形成了新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生产了《上甘岭》、《英雄儿女》在内的故事片600多部、纪录片约1000部、新闻片1800部左右、科教片640多部、美术片127部。

  “文革”后,随着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两个凡是”思想桎梏被打破,“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被重新贯彻,正如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祝辞:“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艺术创作又恢复了青春与活力。

  自此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大气象。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大众艺术与高雅艺术同时发展,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

  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国家先后公布6批共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共109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共157处。截至目前已拥有世界遗产40处,28个项目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文化走向世界。目前,图书出口达730余万册,报刊出口达到400多万份。中央电视台海外落地用户数超过1亿户,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外播出的语言达53种。中国每年进口国外图书金额达1亿多美元,国际出版的畅销书在中国几乎都可以同步出版发行。《哈里·波特》、《达·芬奇密码》等国外畅销小说在中国同样热卖。

  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文化产业实力进一步壮大。在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840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文化产业依然能保持20%的增长。2010年,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101.72亿元,中国电影市场成为好莱坞的第二大市场。

  正如《走向复兴》那首歌里唱“我们是英雄的中华儿女,古老文明焕发新光芒”,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也在走向繁荣昌盛。 (记者 郑 娜)

 

 

    论:文化的力量

    文化既是对历史的记忆,也是对未来的选择。  

  历史不会忘记,90多年前,由一些青年奏起的时代壮歌里,文学怎样从几首诗歌、几篇小说变成一场社会改良运动。他们呼唤自由,张扬个性,在全国各地创办新思潮期刊达400余种,新成立的进步社团达三四百个,这些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最初的广泛的传播。 
  70多年前,在那场全民参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文艺变成抗日前线之外,另一个强大而坚固的战场。抗战全面爆发不久,文艺界就全面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并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宣传抗战的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文艺作品创作数量空前,在抗日的烽火中激励了无数中国人。 
  60多年前,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激情岁月里,文化勾勒出时代进步的美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火热生活中,用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电影、美术等等不同的艺术形式讴歌新中国、赞美新时代、凝聚力量,激励亿万人民为建设民主、独立、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不懈奋斗。 
  …… 
  太多的发展历史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标志,不在于一时拥有多少财富,而在于是否拥有持久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优异的文明素质,能否占领人类道德的制高点。正因如此,文化的发展,还能带来民族素质的提高、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战争年代,文化是鼓励军民团结一致、奋勇杀敌的号角;和平年代,文艺又是弘扬真善美、沟通心灵的良方,更是各民族与国家之间交流的桥梁。中国正处于当代历史上文化发展最稳定、成果最丰富的时期。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展现其独有的风采和魅力的时机已趋成熟。 
  近年来,通过不断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全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了热爱和平、崇尚艺术、蓬勃发展、积极创新的中国形象。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全球预约演出已达500场,预计票房将高达2000万美元以上;由郑州歌舞剧院精心打造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已与美国签约2年,赴美巡演800场;昆曲《1699桃花扇》也是创造了惊人的国际化推广速度,全球巡演日程已经排到了3年之后。 
  民族的振兴,必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富强,必然要有强大的文化来支撑,文化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除了靠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外,还要靠文化的软力量。

责任编辑:路 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