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继承优秀传统 又要借鉴世界文明
发表时间:2011-04-19   来源:光明日报

  ●访谈记者:殷燕召

  ●访谈嘉宾: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陆建德

  议题起因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大到国家、民族,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传承优秀民族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作为一个五千年文化传统从未间断的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优秀传统,借鉴世界文明,无疑是必须面对、解决的问题。

  “两难”求解

  ●在“长袍马褂、功夫脸谱”这些传统文化符号之外,应该怎样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它对一个现代社会,能起到什么作用?

  ●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会损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吗?

  ●从目前的文化交流来看,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

  记者:谈起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是不是在“长袍马褂、功夫脸谱”这些特色符号之外还另有内容?

  陆建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更愿意说文化传统,要认识到它是多元的,不像发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比如说一件商代的青铜器,具有形体而且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文化传统需要我们不断进行选择性的阐释,它在创新的言说中获取强大的生命力。“长袍马褂、功夫脸谱”这些特色符号很容易沦落为刻板形象。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一直与周边的或世界的文明互动,这在唐代的长安最明显,呈开放形态。一个封闭的、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其实并不存在。就服装而言每个历史时期都不一样,“长袍马褂”太单调了,《水浒》里的人物穿得多漂亮!至于说“功夫”,那是最近的发明,大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的词典都不会收录。这正说明我们的文化传统处于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

  记者:概要言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些什么样的特点?

  陆建德: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不同的层面,比如具体的社会实践并不能反映正统思想,反之亦然。中国疆土广阔,以前文盲很多,民间信仰与儒家典籍中倡导的理念往往不相一致。比如儒家重义轻利,君子不言利,所谓“正谊(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但是在民间,拜财神爷的香火非常旺,俗语还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方面君君臣臣,一方面拒绝任何等级的限制,“彼可取而代之也”,农民造反层出不穷。费孝通说的乡土文化还不够全面,我们还有破坏性的流民文化、江湖文化。不妨多维度地认识文化传统的内核。儒家传统政治倾向于“垂裳而治”,与“无为而治”相去不远,结果恶不能遏制,弱得不到保护,老百姓不得已靠一己之力来维护切身利益,时间久了就本能地对别人缺乏信任。这种对陌生人的警觉心态会撕裂社会,因为它不利于公德心的养成。提高国家治理程度也是恢复世道人心的重要途径。

  记者:如果用世界文明作参照,能从具体的方面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吗?

  陆建德:在诸子百家中,韩非子治国的方案与西方的法制有相通之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这也与基督教说的“原罪”略有可比的地方,但是荀子完全没有天堂地狱的构想,他强调“伪”,那就是后天的教育,化民成俗。儒家学说里君轻民贵的思想也有民主的因素。老庄哲学返璞归真,但是我们不可能回到小国寡民的社会,而且没有社会制度就不会有社会秩序,仅凭个人的本能,人们不会相安无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老庄比为古希腊的第欧根尼。

  “参照”不是对立面。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来理解中外文化。

  有些学者好对中西文化作概括性的描述,说西方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两者截然对立。这种泛泛的知识很不可靠。中国文化传统与世界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全然分割。中国的文化传统在今天应该用新的语言发扬光大,这符合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精神。

  记者:怎样看传统文化对一个现代社会所起到的作用?

  陆建德:用简单粗率的社会进化论来看待历史是很危险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是入世的,而且重名节,重担当,克己复礼,在现代社会可以起到极大的指引、制衡作用。提倡一种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精神,这对现代社会而言是最重要的。社会发展太快,流动性太强,那么文化传统对人的制约也会相应减弱。好在现在教育普及,公民意识提高了,流动性强的群体也可能生长出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来。

  记者:传统文化的承袭,能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吗?

  陆建德:背诵唐诗毕竟是简单的,继承文化传统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它也包含文化素质教育、公民教育。学校当然可以起关键的作用,但是仅限于学校远远不够,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学校。还需要强大的公共文化事业的支撑。比如我们得广建图书馆,同时培养全民对阅读和学习的兴趣。

  记者:借鉴世界文明成果,会损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吗?

  陆建德:当然不会。我们的石窟艺术受到佛教的极大影响,但是佛教进入中国后又慢慢本土化了,马克思主义大概也是这样。二十世纪初,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畅通无助,催生了我们的新文学。翻译家林琴南感叹,他译的小说没有一部是不讲仁义礼智信的,可见不必把那些作品置于本土价值观或优秀传统文化的对立面。

  学衡派得益于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的学说,他们反而是捍卫中国文化的斗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吸收各国文明的同时不忘本土文化的传承,这两者是不矛盾的。严复对国人睁眼看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介绍西方政体文明,但是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文化的本根,他到了晚期甚至无限眷恋孔孟之道。

  记者: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有什么样的方法?靠“拿来主义”吗?

  陆建德:没有特别的办法,只有多多读书,了解世界。我不赞成简单的拿来主义。“拿来”之前需要有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力不可能是“拿来”的。脱离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强调“拿来”,那是一种自我否定和自我憎恨的仪式,危害很大。我们不能把几千年的文明简化为一部吃人史,把治理程度不高但依然有怡人之处的整个社会比作一间漆黑的铁屋子。所谓的借鉴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用力不宜过猛。中国的语言文学是我们千百年来所积淀而成的价值的宝库,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但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激进分子甚至想废弃中文,改用世界语,那就是走到极端的“拿来主义”。这样的人在文化界一度不少,太可悲了。

  记者:从目前的文化交流来看,有哪些要改进的地方?

  陆建德:当前中外文化交流还是有走形式的弊端,有些文艺表演只是视觉上的盛宴,就像那些只在声光电上花力气的电影。应该摒弃或淡出各种文化符号,它们不是品牌,呼唤切实的现实内容。文化的感染力来自正义、诚实、勇气、智慧、责任心等美德,而所有这些价值又需要由聪明、复杂、动人、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交流中一些表面的东西如舞狮舞龙、挂红灯笼、包饺子之类还是多了些,这些僵化的符号点缀了欧美世界的所谓文化多元的景观,而未能造成心灵的冲击和感应。我们要广收东西南北中的古音新声,融会贯通,然后从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感人的故事来。沉溺于变态、残酷、冷漠的程式化场景,不是大师所当为。面对当今变化万端、充满矛盾的社会,人们不免犹疑、困惑,如果犹疑、困惑背后依然有着成熟的敏感和隐约可以触摸的良知,那就是另一种境界。

  陆建德,生于浙江杭州,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剑桥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有《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英美文学与思想史论稿》和《思想背后的利益》等,新作《高悬的画布》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责任编辑:谢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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