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殿卿:让下一代人从精神上富裕起来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发表时间:2013-07-19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王殿卿教授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

  新加坡小学课本《好公民》,6年12册,相当精彩。例如三年级的一篇课文叫《阿明该怎么办》,说的是,阿明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后来上了中专学“市场管理”,毕业后分配到鱼市上收税。上班后他妈妈说:“从今天开始,咱们家的鱼不用你买。”课文到此,给学生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当今这个社会都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阿明妈妈的观念是不是太保守,不符合时代?第二,阿明是个孝子,会听他妈的话吗?第三,如果你是阿明,你会怎么做?后面,还附了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说的是东晋时陶侃当县长,让部下给他妈送去了一罐鱼,他妈把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还写信责备他。这就是人家的道德教育。

  7月16日,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正式进入公众投票阶段,道德话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近期,曾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现任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的王殿卿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现在的社会道德状况之所以不能让人满意,是多年积淀下来的结果。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不能只靠一个思想品德课。道德意识应该通过现实生活的互动,在生活当中培养。

  中华民族的复兴不能只是经济上的,更应该是文化与道德上的

  中国青年报: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上就有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的论争。您怎么看?

  王殿卿:这个问题一直争论很大。说“爬坡”的一般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肯定也会相应变化;说“滑坡”的,基本是从现实出发。比如,我经常坐公共汽车时,车上没人给让座。1952年我在北京上初中时,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那时在公交车上,你会很自然地给他们让座,如果不让,你会觉得于心不忍。

  现在有些人是理直气壮坐那儿不给老人让座,他们的理由是:车票都是花钱买的,凭什么给你让座?市场经济嘛,用钱说话。还有人说,你们老头老太太退休没事了,不知道我们上一天班很累吗?这些理由也不是没道理。但在过去,人们让座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道德本质上是利他的。

  日本在进入21世纪后,提出要建立一个道德大国,认为这是改变日本人世界形象的战略转型。因为日本人在世界的形象,一直是经济动物,他们要变成道德动物。中国人如今在世界上是不是也只是一种经济动物的形象?如果一个民族都是经济动物而没有道德动物,怎么立足于世界?

  中国青年报:一些人把道德下滑归咎于市场经济。您怎么看?

  王殿卿:不能简单地说就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西方也有市场经济,新加坡、韩国都有市场经济。

  从100多年前开始,在民族存亡的巨大压力下,我们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中华民族传统的理念几乎全部被否定。在一些中国人的观念中,过去传统的东西全是落后的封建礼教,是糟粕,而精华都在西方。这些人都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站在危机时刻否定过去,认为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就是传统道德。这样的全盘否定,造成中国一两代人的文化断裂。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去中国化”,导致全民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失去“自觉”与“自尊”,造成今天国民整体人文素质不高。

  中国青年报: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善?

  王殿卿:我们已经在开始改变,特别是2000年以后讲以德治国,“八荣八耻”,评选公民道德模范。我认为,这些事还是有一定效果。中华民族要复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道德的复兴。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注重法治建设,而道德建设的力度还不够。一个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没有道德、光靠法律也不行。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我们现在的状况是,法律多如牛毛,很多本来应该是靠道德伦理来解决的事,也得立个法律。事实上,道德是自律、内在的,法律是他律、外在的。我们这样13亿人口的大国,光靠外在的东西来治理,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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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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