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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诗整装再出发
发表时间:2018-07-06   来源:人民日报

  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大气、鲜活、多元的新时代气象

  不知不觉间,21世纪已过去近18年。对这18年中国新诗发展状况的认知,评论界观点可谓姚黄魏紫、仁智各见。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第一种意见认为,进入新世纪以后的新诗已经彻底边缘化,在生活中充其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另一派观点认为,新世纪诗歌空前繁荣,写作队伍、作品数量、受关注程度、传播速度与方式均处于理想状态,诗坛氛围是朦胧诗之后最好的阶段。那么当今诗歌境况究竟如何?它是否从20世纪诗歌那里脱颖而出、形成自己独立个性品质?它是改变新诗边缘化境况,还是加速诗坛内在沉寂?更进一步,它还需要克服哪些困难、避开哪些“陷阱”?

  人间依旧要好诗

  “彻底边缘论”和“空前繁荣论”都不无道理,体现了诗坛部分真实,同时也遮蔽了一部分真实,两种观点强烈对立也说明现象纷纭、情况复杂。总的来说,“彻底边缘论”过于悲观,因为诗坛还有许多良性因素潜滋暗长。上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荡涤之后,诗坛不复往日热闹景象,但也纯净了诗歌写作队伍,使将诗歌视为生命的诗人凸显出来。从读者角度看,人们不是不需要诗,而是需要好诗。汶川地震次日,沂蒙山一位普通作者创作的《汶川,今夜我为你落泪》贴在博客后,很短时间内点击量达600万,这表明当下社会急切呼唤好诗。

  另一方面,过于乐观的论者往往耽于表象,对喧嚣背后的隐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客观认识到新世纪诗歌之“热”大多仍限于诗歌圈子之内,诗歌作品和公众还有距离。新闻报道偶有涉及新诗,往往是诗歌外围“八卦”,几乎不涉及诗歌本身。比如,有人发明自动写诗软件,该软件可以将不同词按一定逻辑关系组合,一月不足就写了25万首诗;比如,某位实力派诗人,其最初成名不是因为诗作被争相传阅,而是因为诗歌之外关于个人境遇与身份的炒作。

  总的来说,21世纪诗坛态势更趋向喜忧参半的复合,既不像“彻底边缘论”者宣称的那么悲观,也不如“空前繁荣论”者以为的那么乐观,它正处于平淡而喧嚣、沉寂又活跃的对立互补格局之中,边缘化和深入化并存,俗化和雅化共生。也正是在充满张力矛盾的生态中,诗歌沿着自身逻辑蜿蜒前行。

  九层之台起累土

  总结起来,当前新诗创作发展有以下三方面积极态势。

  一是诗人们逐渐摆正诗在生活中的位置,认识到“街谈巷议皆是诗”的盛景不是常态,但人类需要诗歌,诗歌绝不能沦为空转的“风轮”,应该有所承担。基于这种认识,诗人们更加踏实地在现实生活中攫取诗情,使写作伦理得以端正和稳定。大量作品不再“纸上谈兵”“网上谈兵”,而是现实感显豁,元气淋漓。如郑小琼的《表达》将钢铁与肉体两个意象并置,赋予诗歌以情绪张力,其对人类遭遇和命运的关怀令人感叹。由于诗人们直觉力非凡,许多作品能够突破事物表面,直抵事物根本,显示出深邃智慧和生命关怀,琐屑的生活细节被人性光辉照亮后,玉成一种精警的思想发现。21世纪诗歌这种关注此在、现时世界的“及物”追求,进一步打开存在的遮蔽,介入时代、直入现实、触及心灵。

  二是在艺术表达水准上普遍有所提高。很多诗人依循意象、象征、抒情的传统路数,但技巧运用上愈加娴熟,风格辨识度趋高。此外,不少诗人自觉挖掘和释放细节、过程等叙述性文学因素能量,把叙述作为构造诗和世界关系的基本手段,以缓解诗歌内敛积聚的压力。返璞归真的朴素风格得到强化,这一点在21世纪诗歌中更为普遍,大多数诗歌以自然、清朗的姿态甚至亲切说话的方式呈现出来。江非的《时间简史》以倒叙方式观照农民工生活,内容本身似乎离文化、知识、文采很远,经诗人“点化”后却产生无技巧的力量,切入人的生命与情感旋律,逼近乡土文化命运的实质,显示诗人介入复杂微妙生活能力之强。

  三是诗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需要以充分的个性化造就诗坛的丰富性。创作个体需要不断锤炼自身诗歌的情感形态、想象特征和话语运思方式,使诗坛成为多元对话的平台,更成为纷繁因子运动与聚合之处,呈现一片精神高扬、绚烂丰富的文学景观。如伊沙机智浑然如常,陈先发的诗常有小说化、戏剧化倾向,李轻松的诗讲究情感的浓度和深度,朵渔深邃沉实……这些风格鲜明的创作实践保证了作品的个性化和生态的丰富性,构成诗坛活力、生气和希望的基本来源,也是诗坛生态健康的表现。

  只待英雄驱虎豹

  肯定当前诗坛亮点,并不意味诗歌创作现状足够理想。至少,当下生活尚未向诗歌敞开更大生长空间,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感”并不强,其突出表现是重量级诗人和经典诗作匮乏。

  一般来说,一个时代诗歌繁荣与否的标志是看其有没有相对稳定的天才代表和流传佳作出现。如郭沫若、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穆旦、郑敏等之于新中国建立前的诗坛,郭小川、贺敬之、余光中、洛夫、舒婷、海子、于坚、西川之于新中国建立后的诗坛,都支撑起他们活跃的诗歌时代;《凤凰涅槃》《断章》《雨巷》《再别康桥》《死水》《金黄的稻束》《乡愁》《致橡树》等,皆可视为新诗在不同时段留下的“动态经典”。按照这个标准去检视,不难发现,21世纪诗坛尽管林林总总,众声喧哗,但在重量级诗人的输送上逊色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十足才子气背后大手笔缺位,群星闪烁而无月,多元并举背面是欠缺规范,许多诗人理想高远,有理论锐气,但创作上尚未提供与理论匹配的文本。尤为令人心忧的是诗歌读者大量流失,诗歌创作与欣赏越来越成为小圈子内部游戏,诗人们的鸣唱难以获得大众青睐和掌声。能否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双重自觉,推出不负时代的大师级诗人和作品,铸造诗魂高迈、穿透时代与喧嚣的经典文本,仍是检验诗歌是否真正繁荣的重要参数。

  客观而言,当代诗歌境遇与时代发展、媒体格局和生活方式巨变关系莫大。文化艺术形态空前丰富,文化生活选择五花八门,视听媒介内容便捷易得,不断分流诗歌等传统文艺受众,诗歌“对手”更多、更强,文字之美冲出重围的难度越来越大。这种外在压力一分不少地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比如“垃圾派写作”等诗歌创作,就是浮躁心态的流露,是求新求关注的饥不择食。事实证明,放弃精神坚守和艺术追求并不能为诗歌赢得读者与尊严,逃离现实而走向私密、搁置价值而走向狂欢,只能让诗作精神内蕴日趋匮乏贫弱,愈加自我边缘化。没有哪个年代的创作是容易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选择了诗歌创作这条路,就是要迎难而上,以独到感悟和独特表达重建诗歌与现实对话,努力在内蕴上提供新的精神向度。这要求诗人以足够艺术定力,远离取巧炒作的“诗外功夫”,扎扎实实致力于文本打造,多方探求诗歌艺术可能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攀上诗歌艺术的高原和高峰。

  21世纪诗歌发展最大的“拦路虎”是放弃高远的艺术追求。打开一本诗歌刊物,你会发现,不少作品仍在沿袭老路,把笔触对准大海、河流、森林、太阳、星空等中国诗习见的自然意象,且未能赋予这些意象新的诗意内涵。有些功成名就的资深诗人,越来越趋向匠人的圆滑世故与四平八稳,诗作固然周正,却没有生机和精神活性,在艺术和思想上“原地踏步”,缺乏大气和力量,往往差一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气儿。可以说,拦住创作之“虎”不在路上,而在内心。当代诗人只有不断自我激励、高远其艺术追求,才能改变“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的创作现状。只有将创新作为诗歌创作的驱动力和生命线,才能克服题材和手法上的惯性和盲从;只有力争在意象选择、修辞美学、想象路线及风格形态上别具一格,才能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优秀文本,最终使诗坛呈现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气象。(罗振亚 南开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 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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